安倍2012年底二次上台后，所有政策目标都指向重振日本的国际地位和影响，用安倍自己的话来表述就是首先要“夺回强大的日本”、“绝不做二流国家”，接着要推动日本成为“国际社会主要玩家”，尤其是“亚太地区的经济和安全领袖”。安倍版国家战略的核心要点就是其大国志向，即谋求日本全面振兴、崛起，在国际事务和地区社会中享有影响力和主导权^[1]。为此，他采用了三大驱动政策措施，即“安倍经济学”、“安倍国防学”和“安倍外交学”^[2]。并且，在安倍的战略考量中，前者仅仅是为实现后两者——即日本“正常化”和“大国化”的战略手段，后两者才是其真正想实现的目标和夙愿。与全面振兴日本经济相比，安倍在战略上更加重视摆脱战后体制（包括修宪）、谋求在安全防卫以及外交领域的作为。经过两年的实践，相对于安倍经济学总体效果欠佳、前景不明，后两者却被安倍以极大的步伐推进，不但极大地左右到了日本的发展及战略走向，还对中国的周边环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 日本安全政策调整及其影响

2014年，安倍加速落实其“国防学”和“积极和平主义”^[3]，导致日本安全防卫政策进一步大幅转型。安倍自二次上台以来，在执政的第一年推动实现了由三大举措构成的日本安全防卫政策首次跃进：（1）出台了安保政策三支箭，即三份新安全防卫政策文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首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新版《防卫计划大纲》以及《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2）成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3）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在此之上，进入2014年后，安倍着力推进日本安全防卫政策的第二次跃进，即一举转变被原则上禁止的武器出口方针、部分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行使、完成《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工作。前一项是涉及日本国防产业及军售的基本政策，后两项则事关日本在国际上军事安全角色、日美同盟强化以及自卫队与美军作战一体化等问题。目前看来，这第二次跃进的“成效”将丝毫不亚于第一次，因为都关系到改变日本安全防卫政策中的基本原则的问题。而所有这些，都与日本的国防“正常化”与军事大国化相关联，使日本在偏离战后和平发展路线方面越走越远，并对中国国家安全及周边安全环境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武器出口三原则解禁及其影响

2014年4月，日本政府通过了新的“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以代替旧的“武器出口三原则”。新三原则主要对“禁止转移”、“可以转移”等情况做了重新规定，将日本原则上禁止出口武器大幅放宽为有条件出口。对于安倍内阁改变历届政府沿用了近半个世纪的一项基本国策，众多日本国内及国际媒体指出，此举代表日本安全政策的重大改变，意味着安倍政权又在朝“国防正常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日本的武器出口及联合研制中，联合研制部分基本是与美欧开展的，出口部分则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周边地区国家，例如东南亚各国、印度等南亚国家、澳大利亚等^[4]。所以，该政策调整中针对中国的因素委实不少。作为近邻的中国，尤其有理由对日本武器出口助长地区争端表示担忧和警惕。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014年4月2日所表示的，日本这一政策“事关地区安全环境和战略稳定，也关系到日本国家发展走向。中方对此高度关注”^[5]。很明显的是，安倍在推动解禁出口政策时已将联手他国来“对抗中国”纳入视野，意在通过武器出口寻求建立更广泛牢固的地区防务合作网，牵制中国地区影响力及海洋活动的扩大。新原则使得日本可以向印太海上通道沿岸国家出售防务装备，形成密切的安全联系，帮助日本在地区安全中发挥更大作用。正如此前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已表明的，这主要是为了提升东南亚等国的防卫能力，而这些国家部分与中国有着摩擦和争端，日本的意图在于“缩小他们与强邻的军力差距”，从而共同抗衡中国。

（二）解禁集体自卫权及其影响

2014年7月，安倍政府正式决定修改相关“宪法解释”，部分允许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并开始着手修改有关自卫队行动范围的法律^[6]。此次解禁集体自卫权，不仅象征安全防卫基本政策发生重要转变，也给国际及地区安全形势带来很大的变数。此举对日本战后安全政策走向的最大意义在于放弃了过去坚持的“专守防卫”，使日本今后可以在没有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