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附属于台湾岛的钓鱼岛等岛屿一度由美军占领。1971年6月，日美签署《归还冲绳协定》，将钓鱼岛切给了日本的冲绳县，导致钓鱼岛主权争议趋于复杂^[1]。1972年中日建交及1978年两国签署和平友好条约时，中日双方领导人着眼于大局，主张暂时搁置争议，待条件成熟时再谈判解决^[2]。此后日方在钓鱼岛上修建直升机场和灯塔等设施，不断挑起争端，中方则一直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构想，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争议，避免激化矛盾^[3]。

2008年6月，中日双方就东海问题达成原则共识，一致同意在实现划界前的过渡期间，在不损害双方法律立场的情况下进行合作^[4]。不过，双方的合作意向并未得到有效落实，2010年9月的撞船事件更导致中日钓鱼岛争端进一步激化^[5]。针对日本的挑衅行动，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促使日方最终释放了遭其非法扣押的中国渔船船长^[6]。尽管中方采取了较为强硬的反制措施，但是中国的钓鱼岛政策并未因此发生根本性变化。

2012年9月，日本政府对钓鱼岛实行所谓的“国有化”，中日钓鱼岛争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尖锐程度。面对钓鱼岛争端日趋严峻的不利局面，中国的政策思路出现了令人瞩目的调整，开始采取积极姿态应对战略分歧，战略主动性大大增强^[7]。本文试图借助典型案例揭示中国钓鱼岛政策的转变过程和核心特征，分析政策调整的动因及其战略效力，并希望借此探寻2012年以来中国对外战略的总体转型及其发展趋势。

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重点关注2012年9月日本“购岛”后中国利用危机采取进取政策，成功打破日方实际控制钓鱼岛的过程及其原因。第二部分主要分析2013年12月中国顺势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为妥善处理钓鱼岛争端塑造有利环境的战略实践及其效果。第三部分集中分析钓鱼岛争端由危机转入常态化后中国的战略对冲实践，其核心特征是适度回应日本改善关系的诉求，同时在钓鱼岛争端上采取进取政策，以两手对两手确保战略主动。结论部分则提出中国钓鱼岛政策的变化反映了近些年中国对外战略转型的总体方向，既符合中国实力地位的变化趋势，也顺应了东亚安全秩序的内在逻辑，因此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政策效果。

一 利用危机强化控制：日本“购岛”后的战略反制^[8]

2012年4月，时任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公开表示，东京都有意“购买”钓鱼岛，以强化日本对钓鱼岛的实际管辖权^[9]。时隔3个月，当时的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在参议院接受质询时称，日本政府已着手筹措预算，正式启动钓鱼岛“国有化”程序^[10]。9月7日，日本中央政府与钓鱼岛所谓“岛主”就“购岛”事宜达成协议，日本政府准备出价20.5亿日元购买岛屿^[11]。3天之后，日本政府不顾中方一再严正交涉，宣布“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的南小岛和北小岛，实施所谓“国有化”，并于9月11日上午正式签订了所谓的“购岛”合同^[12]。

日本的“购岛”行动导致中日钓鱼岛争端全面激化，对此中方提出了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9月10日，日本政府宣布“购岛”当天，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紧急召见日本驻华大使，就日本政府非法“购买”钓鱼岛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13]。中国外交部则发表了措辞强烈的声明，重申日本政府的所谓“购岛”完全是非法无效的，丝毫改变不了日本侵占中国领土的历史事实，丝毫改变不了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土主权。中国政府不会坐视领土主权受到侵犯^[14]。当天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外交学院发表讲话，坚定表示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在主权和领土问题上，中国政府和人民绝不会退让半步^[15]。9月19日，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习近平在会见美国国防部长时，敦促日本悬崖勒马，停止一切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错误言行^[16]。

为了纠正日本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错误言行，中国的战略反制措施随即陆续出台。2012年9月14日，中国政府向联合国交存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点基线坐标表和海图。^[17]与此同时，中国渔政和海监船只开始在钓鱼岛海域进行常态化执法巡航，行使对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的管辖^[18]。中国海监船还打破以往巡航的惯例，开始进入钓鱼岛12海里海域。据中方统计，日本宣布“购岛”后的一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