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工业革命以后，随着蒸汽机、发电机的发明使用，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与以往相比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日趋高精度的机械自动化生产逐步替代了传统的手工艺，大负荷的体力劳动在减少。人们在工作时，更多的是对着电脑，或是操控机器。与此同时，有氧运动不再是人们休闲时光的唯一选择。快节奏的现代化生活方式，让人们更倾向于看电影、看电视、阅读打牌玩游戏机等。

高糖高热的食物摄入多，运动出汗少，长此以往“文明病”逐渐发展成为影响人类健康的隐形杀手，在经济发达地区问题更加突出，并且逐步呈现低龄化的趋势。众多“文明病”中，以慢性病居多，亚健康人群需长期接受治疗与检测，这不仅造成医疗资源长期损耗，加剧人均医疗资源紧张，更对个人身体健康及社会经济发展构成极大挑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与发达国家相比，公共健身设施还属比较初级的阶段，且我国人口多，人均资源紧张。此外，商业性质的健身房对于普通百姓及中老年人来说，有一定经济压力，因而客流量并不理想。

结合以上两类社会问题来看，“体育”与“医疗”，二者都以为大众健康提供服务为根本，但过程和方式各不相同，各有利弊。体育和医学分离的现状，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全民健身的效果，也造成了一些不便。倘若二者能以科学的方式相结合，为大众人群，特别是慢性病患者提供一套“体医结合”的健身治疗方式，将是一种未来发展趋势的群众健身模式，是构建民众健康屏障的最佳组合。

关于“体医结合”健身模式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关于此类模式的研究探讨在我国尚处于刚起步的阶段，可以借鉴的国内文献十分有限，并且现行的法规政策中此类案例比较稀缺，借鉴研究起来缺乏具体的量化分析和执行细节的参考。

苏州市政府，于2005年颁布了一项新的政策，鼓励个人医保账户结余金额申领阳光健身卡，用于在指定的运动健身中心进行体育锻炼。本文将通过以苏州地区“体医结合”群众健身模式为案例，对于当前执行现状收集数据，进行研究分析。结合国内外的试行范例和实际情况，整理出一套适合我国当前国情的“体医结合”实施标准，使之更好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并逐步改进最终走向普及。

一 美国“体医结合”健身模式

作为世界公认的体育第一强国，美国是有资料记载的世界上最早提出“体医结合”概念的国家。早在19世纪，美国的大学教授就进行了有关体育与医疗结合的研究论证。

当时的美国社会，正在享受工业革命带来的便利，工业水平逐年提高，领跑全球。同时也正如开篇所说，肥胖、“三高”等一系列文明病悄然地在社会中蔓延，并很快成为令联邦政府及州政府头疼的社会问题。因为大部分的文明病都是因为“吃的多，运动少”造成的，这引起了美国体育和医学界的共同关注，许多运动与医学方面的专家开始意识到两者相结合的重要性。

罗竣升和陈齐在《健身俱乐部与医疗机构合作的可行性分析》中介绍，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医学界普遍认可“最好的治疗是预防”这一观点，并着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但是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健身俱乐部的经营者对当前的经营状况很满意，不愿意出让自己的权力给医院。无奈之下，医院开始尝试自己下设健身机构，用于运动方面的预防治疗。

顺应市场选择，满足工业化时代人们对健康的需求，并且在科学的管理监督下，通过多重利润交叉帮助健身俱乐部实现盈利。硬件的部分由俱乐部负责提供，医院的专家给予技术方面的指导建议。这样的合作帮了政府很大的忙，政府只为不足20%的少部分老人和穷人提供经济补贴，70%的服务需求来自市场选择，另有将近10%是没有医疗保险的人群来负担。

二 日本“体医结合”健身模式

在日本，“体医结合”同样受到重视和发展。与美国的模式稍稍不同的是，日本的“体医结合”并没有选择建立多功能的健身俱乐部，而是采用了类似美国最初的模式，在医疗机构内配置了有运动健身功能的部门，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服务。

日本的“体医结合”模式对于我国今后这方面的发展，同样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主要表现在完善的法制化建设方面。这也是“体医结合”健身模式得以在社会发展立足的根本。

三 其他国家地区“体医结合”健身模式

西方的一些发达国家，对于“体医结合”健身模式也是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