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ISIS的崛起，恐怖主义对全球的威胁上升到新的层级。特别是2015年以来巴黎暴恐案、中国人质被ISIS杀害以及中国工程师马里遇难等事件接连发生，进一步显示了恐怖主义的危害。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恐怖组织迅速把握时代趋势，通过自建网站、自办杂志以及利用Twitter、Youtube等社交网站，大打舆论战。因此，有学者认为，“反恐最缺的武器是舆论武器”^[1]。在这一背景下，为了更全面有效地打击恐怖主义，就有必要实施舆论反恐战略，提升针对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的传播管理水平。

近年来，我国逐步提升信息公开水平，实施更开放和更有针对性的媒体管理以及更主动的议题设置，针对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的传播管理水平迅速提高。但舆论反恐除了需要解决渠道问题与内容问题之外，也不能忽略其修辞问题，即明白了“说什么”以及“通过何种渠道来说”的问题之外，要想提升危机传播管理水平，还需要明白“如何说”，也就是需要建构多模态的反恐话语及其语法策略，从而使针对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的传播管理能够围绕核心话语体系化，这样才能有效应对恐怖主义势力实施的话语竞争和议题博弈。

一 恐怖袭击事件处置中的修辞策略

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提出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的概念，指出“消极的修辞只在使人理会，积极的修辞却要使人感受”^[2]。这一修辞学的理论在对恐怖袭击事件的危机管理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处置恐怖袭击的危机修辞中，消极修辞是基础。因为在恐怖袭击发生之初，详细信息尚未被完全收集和掌握，面对这一情况，怕说错而不说甚至捂盖子的做法均不可取，反而会为谣言传播提供空间。此时，政府首要任务就是率先表态，即使没有任何实质内容，坦率诚恳的态度也容易获得民众认可。此外，根据事件处理进度适时公布相关信息，并向公众做出一定会及时通报事件处理进度的承诺。表态时，尤其要避免任何不确定表达可能滋生的谣言隐患，避免使用推测或预测的、模棱两可的表达。客观描述事实即消极修辞之含义。此外，政府部门在遭遇危机时面对指控而作出的辩解策略也属于消极修辞的一种。

积极修辞在处置恐怖袭击的危机修辞中具有明显的优化作用。积极修辞能构建信任，强化信息的说服功能，帮助因恐惧、焦虑而分散的成员重新回归凝聚，进而达到危机管理者对受众的价值渗透和意识形态的传播。其中，积极的修辞策略包括引导策略、形象修复策略、仪式建构策略。

1.恐怖袭击事件处置中的辩解策略

政府在遭遇危机、处理危机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外界对其的指责，这些指责的内容可能是真正存在的错误行为，也可能是根本不存在却被认定要负责任。此时，为了减轻自身的责任，政府部门就要对相关指控作出辩解。因此，在修辞学的视角下，危机传播也是危机管理主体自我“辩护”的学问。辩解不是道歉，而是危机管理主体的一种“自我防卫”行为。然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大大改变了传统的信息发布形式，议程转换的周期逐渐缩小，使政府在突发事件中的“辩解”的难度增大。

关于辩解策略，希斯（Heath）曾提出三种做法：“名词重新定义”，“对事件表达关切或遗憾”与“区隔策略”。具体的实施策略分别是：对指控提出辩驳，表示遗憾以疏通外界的敌意，转移组织者与错误做法的连接关系。^[3]在处置恐怖袭击事件的危机修辞当中，这三种做法同样适用，并在各个国家政府的危机修辞当中有所体现。

在具体运用过程中，使用辩解策略的基础是需要表达承担责任的决心和信心。因为面对恐怖袭击事件所造成的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政府既是受害方，但同时也是危机管理主体。因此，承担责任是辩解策略的基础。这种策略能够帮助政府树立起良好、负责任的组织形象，国内外均频繁使用。例如，“9·11”事件后布什代表政府承担起恐怖袭击处置阶段“调查”与“善后”的责任，表示“采取了一切适当的安全措施，来保障美国人民的安全”，承诺“将找到并且严惩那些对这种懦夫行径负责的人”。“3·1”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事件发生后，新华社以通稿的方式介绍了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的重要指示，传达出主动承担责任、积极善后的中国政府形象。

在此基础上，可以恰当使用区隔策略，表明恐怖袭击的难以避免。在美国“9·11”事件、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