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纪录电影的困境与机遇

纪录片，是电影最早出现的形态，但无论中外，在电影工业化的趋势与浪潮中，影院的主流影像类型最后都是纪录片让位于虚构片，前者退居相对边缘的位置。有学者说到，“纪录片本是长子，后来就沦落为故事片的穷兄弟”^[1]。近几年的中国纪录片从业界到学界出现了各种复苏叫好之声，大都是给电视纪录片的赞誉。在各类年度纪录片总结报告中，备受关注的是电视台格局下的纪录片生产、播出与影响，只有较少的笔墨为影院中的纪录片记上一笔，“电影院依然向纪录片讲述了‘残酷物语’”，“中国纪录电影进入院线仍然任重道远”^[2]。纪录电影的收益表现，确实乏善可陈。2013年，纪录电影在院线放映3部，票房共计2506万元^[3]；2014年，除去综艺节目大电影《爸爸去哪儿》等的IP效应，严格意义上的纪录电影共有7部进入院线，总票房1815.98万元^[4]。

从文化产业链来看，纪录片的制作端并不缺乏蓬勃的生产力和优秀的作品，但“目前我国为数不多的电视纪录片栏目只能承载相当少的一部分纪录片的播出，大部分纪录片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直接进入了学术、交易和评奖这三个相对封闭的流通环节中”^[5]。纪录片的院线冷遇有主观与客观的双重因素。从自身来看，一方面，纪录电影通常弱叙事、弱娱乐，与大多数观众的观影审美经验和文化产业主流的消遣娱乐性有出入，且创作者的市场意识往往较弱；另一方面，我国电影推行城市影院“院线制”改革不过十余年，在商业类型电影的模式上各家院线与影院才刚窥得门道，尝到甜头，而对较为小众或者窄众电影的发行与放映则还来不及过多考虑，经验不足，激励未够，相关机制有待摸索。

要看到的是，以互联网为中枢的新媒体从出现迄今，已为大众传播带来了巨大变革。对于大众传媒之一的电影行业而言，新媒体所具有的互动、双向、即时等特征，使其传统的线性传播、单向传播等方式遭遇冲击与解构。在点对点传播、多元互动传播等新方式出现的形势下，在社交网络、即时通信等新平台的涌现中，受众无疑拥有更多的发声渠道，面对更合理的反馈机制。而电影观众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同时也意味着多类型电影的多元化发展出现了曙光。依托传统大制作公司、大发行公司的类型电影仍然占据电影市场的主要份额和主导地位，然而更多的分众、窄众电影如纪录电影、艺术电影等，也可以通过众筹、点映、包场以及伴随而来的口碑效应，在标准类型电影的洪流中，站稳自己的脚跟，面向自己的受众，赢得生存与发展的一席之地。

在这些发展与变化中，新技术、文化、产业环境下的电影发行与营销的变革可谓功不可没。传统意义上的发行方主要承担电影产业链中承上启下的三种功能：“第一是与制片方和放映方的洽谈与结算；第二是负责节目拷贝的调度与发放；第三是承担影片的宣传推广工作。”^[6]然而在数字技术发展之后，拷贝调度与宣发的难度和成本大大降低，对宣发的职责要求更多的是与上下游的商谈以及对影片的推广。而新出现的“互联网+”的方式，意味着“从渠道端口介入，依靠强大的线上资源和线下资本获取控制权，进而将行业渠道改造，或与自身互联网优势匹配，或与自身互联网特色互补，最终借助于改造后的具有互联网基因的渠道”^[7]。在这样的条件下，无论是传统的类型电影还是多元的窄众电影，都拥有了新的宣发途径，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

2015年，中国电影总票房再创新高，值得一提的是纪录片常年遇冷的影院境遇也稍见融冰。“过审的纪录电影共有34部，进入院线放映的共14部，均创下了近五年的新高。纪录电影总票房为6.9亿元。其中真人秀纪实电影3部，票房总计6.6亿元；原创类纪录电影为8部，票房总计3150万元。”^[8]这其中，一部叫作《喜马拉雅天梯》的纪录片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这一年原创纪录电影票房突破千万元的作品共有两部，《旋风九日》和《喜马拉雅天梯》，与以国家领导人和重大历史题材为内容的《旋风九日》相比，具有中国独立纪录电影风格的《喜马拉雅天梯》获得如此成绩更加令人意外。《喜马拉雅天梯》是由杭州潜影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旗帜（上海）数字传媒有限公司、清影互动（北京）广告有限公司、北京天空之城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联合出品，2015年10月登陆院线。其制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