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中国经济在经历外部环境深刻变化和自身增长动力调整转变后，正从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转换，2015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6.9%，整体经济呈现趋势性下移态势，而与此同时，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正逐渐弱化。Gill和Kharas（2007）强调，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如果其经济失去发展动力，将会陷入长期增长停滞状态。

相关文献研究表明，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模仿是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当经济体达到增长技术前沿时，基于国外成果的创新（生产性活动的展开以及新技术、新想法的应用等）将取代模仿而成为增长的重要动力（Perez-Sebastian，2007）。这也就意味着一个国家要想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对增长结构性因素及早进行调整，将模仿活动转换为基于国外技术的创新策略，寻找提高生产率的新方式。UNIDO（2009）的研究也表明，对马来西亚、泰国以及其他中等收入国家而言，只有通过发展知识和创新密集型产品和服务实现产业价值链提升，增强与发达国家市场的竞争，才能实现自身的快速增长。Eichengreen等（2012）的研究显示，以高科技产品为主要出口产品的国家以及中等和高等受教育人口比例高的国家很少经历增长减缓。因此，一国为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不断提高受教育程度和科技水平。许多国家的发展经历也佐证了这一观点。例如，马来西亚正是由于高人力资本的缺失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相反，得益于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韩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很多学者就中国经济增长表现和增长动力机制进行讨论。Aoki（2012）指出，中国已经跨过了借助产业结构变迁实现经济增长的库兹涅茨发展阶段，韩国和日本成功实现增长跨越的经验表明，中国当前亟须逐步过渡到“H”阶段，即实现以人力资本积累为主的增长阶段。袁富华（2012）认为，经济增长中伴随的结构性调整带来的增速下滑并不能作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现。其研究指出，当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增长阶段时，第三产业比重会增加，而伴随服务业扩张的低劳动生产率和高就业比增长特征势必降低整个经济体的增长速度，而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沈坤荣和滕永乐（2013）指出，中国经济前期增长表现与新古典增长理论观点基本一致，但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大，必须重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讨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蔡昉（2013）强调，中国经济面临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向新古典经济增长阶段的转变，应借助政策调整重新配置资源，通过促进技术进步和体制改善提高效率，实现向全要素生产率支撑型发展模式转变。李猛（2013）在增长核算框架下分析了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减速的90%可以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放缓来解释，剩余10%归因于资本增长的放缓。张德荣（2013）研究了处于不同增长阶段国家的动力源泉，指出发展中国家面临增长停滞源于不能适时转换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并认为改革和原创性技术进步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靳涛和陶新宇（2015）从生产要素、结构因素和体制因素三个方面对中国经济不同时间段的增长动力机制进行探讨。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较高的连续增长减缓风险（李静、楠玉，2015），但不同区域的增长表现不尽相同。整体而言，2003年后中国经济增长加速过程发生区域性转移，增长加速由东部沿海省份转向中西部省份（李静、楠玉，2015）。东部一些较发达已进入较高发展阶段的省份仍然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如天津2014年人均GDP为17130.8美元，在所有省份中排在第一位，其GDP增速为10%，远高于国家平均增长率水平（7.4%）。其他发展水平较高且增速较快的省份还包括福建、江苏等。而在中西部省份中，多数省份增速较高，如重庆、西藏、贵州的增速近年来基本保持在10%以上，但也存在像黑龙江、吉林、山西等省份增速甚至低于国家平均水平，出现断崖式增长的情形。

中国各区域经济发展条件存在明显差异，实现各区域协调发展是保证中国经济成功转型的关键。中国经济区域发展战略经历过三次重大调整，具体如下。①1949～1978年，实行向内地推进的平衡发展战略。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之后30年，中国长期实行向内地推进的平衡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