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2015年中国推动的多项改革举措较好地实现了预定目标。“以审判为中心”是指在刑事诉讼各阶段之间的关系上，审判是中心，侦查和审查起诉都是围绕着审判这一中心而展开的，审判对侦查和审查起诉具有制约和引导作用，侦查和审查起诉需要接受审判的检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核心目的在于防止冤假错案，确保司法公正，从而实现司法保障人权。

一 改革背景和依据

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开启审判方式改革以来，中国诉讼制度经历了重大变革，如审判模式上从传统的超职权主义转变为抗辩式，庭审实质化初步实现，对当事人公正审判权的保障也有了很大提升。但不可否认中国刑事司法领域中仍然存在着一些漠视人权的现象，如疲劳审讯、超期羁押、羁押率过高等。同时，刑事诉讼制度本身也存在一些不利于公正审判权保障的内容，如证人出庭率较低、被告人获得辩护的数量和质量不足等。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思想方面如有罪推定的原因，也有侦查技术落后等技术方面的原因，还有刑事诉讼程序的原因，如未确立律师在场制度、未确立直接言词原则等。这些原因探讨也基本还原了刑事诉讼程序的“中国图景”，即“侦查中心主义”。在“侦查中心主义”模式下，侦查机关成为刑事诉讼程序的“中心”，其对案件的处理决定了检察院和法院对案件的最终处理。既然侦查成为刑事诉讼程序的“中心”，那么，检察院、法院对侦查机关的监督与制约功能就急剧萎缩，在某些案件中甚至蜕化成为侦查机关的“橡皮图章”。^[1]由于侦查机关的侦查是高度封闭的行政程序，一旦侦查机关侦查出现错误，检察院和法院很难对其加以完全纠正，一些部门，比如政法委在某些案件中的不当协调也进一步加剧了通过诉讼程序纠正错误的难度。为了解决“侦查中心主义”，并贯彻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中国对刑事司法体制和刑事诉讼程序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如庭审实质化改革、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展法律援助制度、降低羁押率等。^[2]

随着改革的深入，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也进入“深水区”，亟须党和国家为破除“侦查中心主义”改革提供更有力的支持。基于此，2014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以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提出“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等多项举措，并为此项改革设定了具体时间节点，即“到2016年底，推动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促使侦查、审查起诉活动始终围绕审判程序进行”。为了配合此项改革的顺利完成，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分别以《关于深化检察改革的意见（2013—2017年工作规划）》《关于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等文件进行再次确认。至此，“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顺利实现从党的政策向国家刑事司法改革文件的转变，这些文件构成指导当前“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依据。

二 改革措施和内容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涉及诉讼制度的方方面面，2015年推进的改革主要涉及如下几个方面。

（一）进一步落实证据裁判原则，严防冤假错案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目的在于“促使侦查、审查起诉活动始终围绕审判程序进行”，即实现审判对侦查、审查起诉的有效制约，而证据审查是实现审判制约侦查和审查起诉活动的最有效方式。所以，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首先要求确立证据裁判原则。2015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公安部的有关领导和改革文件不断强调证据裁判原则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中的作用。如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在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2015年年会中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中的“四个统一”和“四项原则”，其中位列第一的就是“统一证据采纳标准，严格落实证据裁判原则”。^[3]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201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