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和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二年，也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的终局之年。按照中共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2015年开展了一系列重要的立法活动，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一 全国人大立法工作对人权的影响

法律的制定、修改和废止是国家权力的集中体现，一国的立法制度和立法实践对该国的人权状况具有全面而重大的影响。为了规范立法活动，健全国家立法制度，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保障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曾于2000年3月15日通过《立法法》，对立法的权限、程序、适用和备案等问题做了系统规定。为适应立法工作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进一步完善立法体制，提高立法质量和立法效率，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于2015年3月15日通过《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对《立法法》进行了较大程度的修改。^[2]修改后的《立法法》删除了原有的1个法条，修改了原有的33个法条，新增了11个法条，法条总数由原来的94条增至104条，修改的内容涉及立法的原则、权限和程序，宪法和法律之外的各种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以及司法解释的权限和原则。^[3]

修改后的《立法法》明确增加了有助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内容。根据该法第80条第2款和第82条第6款的规定，在“没有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依据”的情况下，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所制定的部门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不得增加本部门的权力或者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在“没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依据”的情况下，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也“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新增加的这两项规定明确禁止制定擅自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或增加其义务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对于防止此类规章的制定和适用、强化对此类规章的审查和监督、促使此类规章的修改或废除无疑具有积极作用。此外，修改后的《立法法》第8条第7项把“对非国有财产的征用”增列为由“法律”规定的事项，第10条则要求受权制定涉及公民权利的行政法规的国务院遵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关于授权的事项、期限和活动原则的限制。这两项规定显然也有助于防止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财产权和其他一些权利受到宪法和法律之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的任意限制或侵犯。

除上述4处直接而明确的规定外，《立法法》新增加的关于立法的原则、权限和程序的若干一般性或具体性的规定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同样会产生重要影响。其一，修改后的《立法法》在第1条中把“提高立法质量”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增列为该法的立法目的和未来立法工作的指导思想，并在其他增列或修改的条款中，从立法的原则、权限和程序，立法工作的统筹安排，立法活动的参与、监督、审查和评估，法律文件的配套和统一，法律规范的形式等多个方面，补充和完善了一系列旨在提高立法质量的措施，这些要求和措施对于未来与人权直接相关的立法工作具有全面的约束作用和指导意义。其二，修改后的《立法法》在第5条中增列了“坚持立法公开”的原则，并在补充或修改的其他若干条款中加强了对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年度立法计划、列入会议议程的法律草案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或法制机构负责或组织起草的行政法规草案的要求，^[4]这既有利于公众对人权相关立法工作的了解和监督，也有利于公众对此类立法工作的参与。其三，修改后的《立法法》在坚持原有的民主立法原则的基础上，充实和细化了进一步发挥全国人大代表以及有关基层和群体代表、部门、人民团体、社会组织、教学科研单位、专家和社会等有关方面在立法中的作用的途径和措施，^[5]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相关立法工作更充分地体现社会各界关于尊重和保障对人权的要求。其四，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