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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对推动“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及中华文明转型的独特作用

    作者:袁弥昌 出版时间:2016年09月
    摘要:

    “一带一路”涉及对其成败极具关键性的文明层面。为了满足“一带一路”中有关互联互通及全球治理方面的需要,中华文明必须从目前的陆上、地域性及农耕文明,发展成陆海兼备、全球性及商业性文明。上述转型无一不与香港长期以来所扮演的历史角色息息相关——香港早就经历过这些转型,中华文明要实现转型,最直接、快捷和有把握的途径莫过于借鉴香港地区的经验。香港对推动“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及中华文明转型的独特作用,也可由中外历史进行印证:①我国历史中的隋唐盛世有赖于文化融合对创造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的新文明的作用,在使中华文明恢复活力的同时,也提升为外向性和全球性文明;②历史上大英帝国与苏格兰的关系有助于阐明目前香港与国家的关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世界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其著作对促成英国经济及贸易政策的更弦易辙起着重要作用;③香港对中华文明转型的全部潜力可从西方历史中由荷兰到英国再到美国的制度移植中得以呈现——文明的进化唯有通过制度移植和吸收才有望达成。

    Abstract:

    There is a dominant civilizational dimension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order to fulfil the needs of interoperability and public governance in “the Belt and Road”,Chinese civilization is required to undergo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current land-based,regional,and agricultural form to a hybrid(land-and sea-based),global,and commercial one. Similar transformation,nevertheless,is closely connected to Hong Kong’s historical role as Hong Kong has already undergone such changes after British colonization. There is no other more direct and solid way for China to facilitate the transformation than incorporating Hong Kong experience.

    Hong Kong’s unique role in promot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interoperability and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can be further demonstrated by the three examples in 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ies:(1)The case of Sui and Tang Dynasties shows that cultural integration could lead to the formation of a more open and compatible civilization that could in turn rejuvenate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turn it into an outward-looking and global one;(2)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ng Kong and China can be explained by that between Britain and Scotland. And the most remarkable case is how Adam Smith,a world-renowned economist and a Scot,and his works had helped Britain to adopt a more suitable economic and trade policy for its global mastery;(3)The full potential of Hong Kong role in transforming Chinese civilization can be illustrated by the “transplantation” and “migration” of institutions from the Netherlands to Britain and finally the United States in Western history—it is through institutional migrations and absorptions that evolutions in civilization could be attained.

    “一带一路”是一个协调内外、统筹陆海、兼顾东西的中长期国家大战略,同时也是一种“全球治理公共产品”。“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的主要目的是在制度上解决国家和地区共同面临的问题,建立新的全球治理制度,其中包含合作战略(开放、包容、可持续为实行合作战略的基本要求),而合作战略之所以在“一带一路”中有着特殊的重要性,是因为“一带一路”的关键实为“互联互通”。

    简言之,“互联互通”可由“五通”代表,“五通”就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已涵盖经贸合作、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金融合作与开放、政府层面的协调合作,以及文化上的友好合作。近期国家亦致力于推动“标准联通”[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已发布《标准联通“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5~2017年)》],主动塑造新的国际标准。

    “一带一路”是“硬联通”与“软联通”的结合,而“五通”当中也可分为“硬联通”与“软联通”,设施联通和贸易畅通基本上属于“硬联通”,是“一带一路”的前期重点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比较简单。而政策沟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则不一样,属于“软联通”,其“全球治理”的性质更强,更注重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合作战略,亦需要其他客观条件配合,不能一蹴而就。

    一 “一带一路”的文明层面

    客观而言,我国改革开放至今所建立的一套发展模式,即“中国模式”(这里称之为中国模式1.0),目前“一带一路”建设中有关全球治理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

    (1)不够“软”,难以达到“软联通”的需要;

    (2)缺乏开放性和包容性;

    (3)中国文明仍停留于地域性文明;

    (4)中国文明仍停留于陆上文明;

    (5)中国文明仍停留于农耕文明。

    如果这些不足得不到正视或发生相应的改变,我国将难以在亚欧非实现“五通”并与世界接轨,考虑到距离“一带一路”2021年战略施行期只剩下5年时间,促成改变和转型迫在眉睫、刻不容缓,否则“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面临障碍。

    由此可见,“一带一路”涉及对其成败极具关键性的文明层面,而内地亦有不少分析人士对“一带一路”寄予厚望,希望能够借此使中华文明发生改变,并从中找出新出路。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王义桅明确指出,“‘一带一路’肩负着推动中华文明转型的历史责任”[1]。

    要做到具有真正意义的“互联互通”,中国必须先改变自身的文明,而“一带一路”对推动传统中华文明转型,并逐步形成由中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具有以下积极作用。

    (1)“一带一路”见证了中国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商业文明、信息文明的转型。

    (2)“一带一路”明确了中国同时从陆上和海上“走出去”,既发挥传统陆上文明优势,又推动海洋文明发展,使中国陆海文明协调发展,真正成为陆海兼备的文明型国家。

    (3)“一带一路”标志着中国从地域性文明向全球性文明迈进[2]。

    中国必须经过这几方面的发展,才有望实现与世界“互联互通”,成就中国梦。

    二 香港已为国家提供答案

    事实上,上述几方面无一不与香港长期以来所扮演的历史角色息息相关:第一,香港从一个小渔港逐步发展成目前的金融中心,见证了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商业文明、信息文明的转型,足以为国家提供重要参考;第二,香港的普通法与其他制度是带有海洋性特质的,这对国家发展海洋文明,成为陆海兼备的文明型国家至关重要;第三,香港属于全球性文明的一部分,长期以来担当着帮助祖国与世界接轨、协助祖国打破相对狭隘的“天下”观念、树立比较开放的“世界”意识的重任。因此,中国无论是要从地域性文明进化至全球性文明,还是要弥补其海洋文明发展的短板,成为陆海兼备的文明型国家,最直接、快捷和有把握的途径莫过于吸收香港地区的经验。

    长期以来,内地非常注重通过香港来吸收西方的观念及制度,不是因为它不懂那些观念及制度,而是因为通过香港可以更好地掌握这些观念及制度背后的逻辑和价值观。掌握了个中缘由的香港已为国家提供答案,让国家在继续吸收西方观念及制度的同时,推动自身文明与制度的转型。

    香港仍可继续发挥其一贯的优势与作用,为“一带一路”建设做出贡献。除了融资、资产管理、离岸人民币服务、贸易、航运、国际法律仲裁、总部与专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