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导言

2011年以来经济增速不断下滑和消费需求的日益多样化标志着中国经济增长开始步入新常态，并引起广泛关注。张平等集中探讨了人均收入水平与市场结构的关系。^[1]当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以上的中高收入阶段，需求集中度将出现迅速和明显的下降，进入到厚尾的市场结构。随着多样化需求的不断提升，人们的物质需求下降，服务需求大幅上升，经济增长从赶超速度向可持续增长回归。当人均GDP达到12000美元的高收入阶段，特别是突破20000美元时，多样化需求将进一步转向更为定制化的需求，长尾的需求分布是其特征，服务业占比超过70%。林左鸣较早地运用广虚经济理论解释了多样化和服务需求的兴起。^[2]具体地讲，就是物质生产的无限性与人生理需求的有限性必然会导致物质消费占人类消费支出的比重不断下降，而人的广泛精神需求和多层次体验成为需求主体。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进一步将这样的市场需求结构转变概括为广义恩格尔定律。^[3]所谓广义恩格尔定律，是指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物质消费占消费支出的比重逐步下降，非物质的服务消费比重不断上升，同时，消费不断“高品质化”。在广义恩格尔定律牵引下，我们必将进入一个非物质消费比重愈来愈高的新消费时代。信息服务、金融服务、医疗保健、休闲旅游、健美健身、教育培训、文化娱乐、传播交流等等，前景将愈来愈宽广。沿着这样的路径，终有一日，会接近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们活动的最高目的是发展自己的本质能力”的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4）还提出由于存在诸多体制障碍，中国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偏低，加大了经济减速压力。^[4]

不过，上述研究更多的还属于对经济增长的典型化事实的描述。只有结合人口结构变化及其对企业盈利和创值的微观机制影响，才能更好地解释增长动力的变化，特别是新经济增长动力的形成。当一个经济体存在人口红利时，由于集中性需求的大众市场规模巨大，不仅企业容易达到最小有效经济规模（MEC），而且可以在此基础上通过干中学和资本广化等机制实现规模经济。此时，只要扩大生产规模，就能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并开拓市场。这在微观层面就表现为较高的毛利率，并允许较低的资产周转率和较高的杠杆。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当人口红利消失时，多样化需求的利基市场所能容纳的最小有效经济规模（MEC）较为有限并同时压抑规模经济。由于无法通过规模经济充分消化生产成本，这势必导致企业毛利率下降，为了确保企业盈利和扩张动力，只有通过充分运用互联网技术和更为灵活的市场机制有效配置创新要素，降低研发和市场营销成本等广义交易成本。目前，中国正面临着人口红利消失和增长动力重构的严峻挑战。根据工业化引发的人口转变规律，较为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和相应的人口红利只不过是一个阶段性现象。对应工业化前后发展时期，人口转变理论把人口再生产类型区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分别为：“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阶段、“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阶段、“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阶段。随着工业化推进和经济增长，中国开始步入第3阶段的老龄化时代，人口红利和经济加速增长的效应势必也将随之消失。Cai和Wang^[5]指出，随着我国大约在2013年人口抚养比由下降转为升高，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趋于消失。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由劳动力供给增长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目前，中国劳动力供给已经进入绝对减少的“拐点”区域，2015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持续下降及相应劳动供给持续减少将成为常态。^[6]学术界对人口红利消失的预测也为有关统计资料所证实。至2012年末，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出现首次下降。人口红利消失对增长动力重构提出了要求。克里斯坦森^[7]和克里斯坦森等^[8]运用颠覆性创新概念对动力重构的企业微观基础进行了系统阐释。这一系列研究认为产品或服务的性能改进和质量提升其速率通常会快于市场有效需求，根据产品寿命周期的不同，企业竞争重点将依次从产品或服务性能和质量可靠性转向便利使用的可获得性，以及低成本和价格上。为此，企业在产品寿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分别需要采用问题解决、增值服务和互助网络商业模式。其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