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2015年，著名土耳其裔美国经济学家阿贾默卢（Daron Acemoğlu）与土耳其学者厄贾勒（Murat Ucer）撰文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土耳其的经济呈现出“过山车式”的发展趋势。20世纪90年代因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严重不平衡，土耳其的经济发展难以摆脱走走停停的循环（stop-go cycles）；2001年经济危机乍现，2002年，末日边缘的土耳其在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称正发党）的领导下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提高生产力和地域优势的外向型发展等手段迎来了五年的经济发展黄金期，创下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GDP年均增长速度的峰值；自2007年起，由于生产力发展趋于停滞，且政府开支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步伐再次放缓。^[1]

纵观十余年来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方式，不难发现正发党引导经济发展的手段主要表现为行政引导，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私有化改革、信贷消费和干预金融等领域。土耳其在吸引外资的过程中，将“建设自由化市场”作为名片，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然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规划出六大投资区域及12大投资领域来引导资金流向，^[2]这固然对稳定国家经济具有重要作用，却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资金流向自由性的市场本质。加之正发党曾三番五次地干预金融市场，操纵基准利率，也给外来资金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对于“一年两选”的土耳其现任政府来说，4%的GDP增长率可谓没有辜负选民的期望，但是有经济学家表示，土耳其本来可以从油价下跌及欧洲资产购买计划中获得巨大利益，但由于其地缘政治环境的恶化，土耳其错失了本应更为强劲发展的良机。^[3]

诚然，2015年国际市场石油价格的跳水着实可以为“欧亚十字路口”上的土耳其带来巨大利好，但是考虑到当时土耳其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其能够完全享受经济红利的可能性实在是微乎其微。第一，2015年6月及11月的两次大选使得各参选政党都将注意力放在争取选票方面，虽然在选举过程中临时内阁起到了过渡政府的作用，但是由于政策执行和人员组成的不连贯、不稳定性，临时内阁很难发挥出正式内阁应有的协同作用；第二，政府开支庞大，持续生产能力受到制约，加之生产力水平不高，出口的产品大多属于国际竞争力不强的低产品附加值的商品，贸易逆差严重；第三，外交环境恶化，不仅与伊拉克、叙利亚、埃及等国存在龃龉，并且在2015年11月制造出与俄罗斯的冲突事件，使其无论是在经济安全上还是在能源安全上均受到挑战；第四，长期困扰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依旧没有踏上“和平进程”，此外叙利亚难民及IS问题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土耳其经济的发展。

2014年，土耳其经济在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之后一度低迷，这从侧面烘托出土耳其经济发展对国际金融市场的依赖。2015年，美联储决定提升汇率，这使得土耳其货币大幅缩水，同时也意味着土耳其将承担更为沉重的外部债务。

一 国民经济的发展

根据土耳其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2015年土耳其全年GDP同比增长率低开高走，平均增长4.0%，总值为19535.6亿新里拉^[4]，人均GDP为25130新里拉，同比增长10.5%。^[5]居民日常消费支出上升11.4%，达13412亿新里拉，政府日常开支上升14.3%，为3066亿新里拉。^[6]

以1998年不变价里拉计算，2015年土耳其第一季度的国民生产总值为302.24亿里拉，同比增长2.5%；第二季度与第三季度同比增长3.7%和3.9%；第四季度增至340.77亿里拉，同比增长5.7%（见图1）。

图1 2014年及2015年土耳其GDP增长情况（以1998年不变价里拉计算）

在国民经济的构成中，第一产业的产值为119.26亿里拉，约占总产值的9.1%，相对2014年增长7.6%；第二产业占比32.7%，产值为428.89亿里拉，同比增长3.3%；第三产业产值为782.57亿里拉，同比增长4.8%，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9.6%。

（一）第一产业的发展

相对2014年，土耳其农业的机械化水平进一步提升。据统计，2015年土耳其农用拖拉机共计1260358辆，同比增加1.37%，联合收割机共计15998台，比2014年多99台。农业用地共计3856.6万公顷，其中1985.2万公顷（411.4万公顷休耕）用于谷物生产，80.9万公顷用于蔬菜种植，328.4万公顷的土地用于水果及香料农作物的生产，5000公顷用于培育观赏性植物，另外1461.7万公顷的土地属于畜牧用地。2015年土耳其农民的收入仍然较低，月平均收入仅有1532新里拉。

按照现价计算，2015年土耳其农产品的产值为1197.24亿新里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