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土耳其外交战略的东转以及日本遏制中国的企图，土日两国交往渐变频繁，在核电站建设、武器研发和购买、经济合作、外交战略等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 土耳其与日本的历史交往

2015年6月5日，土耳其军舰访问日本以悼念125年前的军舰遇难者。奥斯曼帝国军舰“Ertuğrul”号在向日本明治天皇递交信件后遭遇台风，于1890年9月16日在串本町近海沉没，500多名船员遇难，69人获救后受到当地居民的精心照料，之后又在日本军舰的护送下安全回国，这一事件成为土日两国友好关系的契机。^[1]虽然土日两国相隔甚远，但“Ertuğrul”却被频繁提及和纪念，成为两国友谊的坚定基石。例如，2010年，两国就“Ertuğrul”事件120周年举行隆重的纪念仪式，与此同时，将2010年定为“土耳其的日本年”，全年共举办了186场活动，显示出土耳其与日本的良好关系。

2015年也是土耳其成功解救日本公民30周年纪念日。1985年，当伊拉克政府对打击伊朗领土的所有禁令予以拒绝后，许多国家开始将本国公民撤出德黑兰。当时，所有飞往伊朗的外国航空公司都优先搭载本国公民而拒绝搭载日本公民，时任土耳其总理图尔古特·厄扎尔（Turgut Ozal）指示土耳其航空公司帮助撤离了215名日本公民，这一行动得到日本的深深谢意。^[2]

“Ertuğrul”事件和土耳其成功解救日本公民事件不断被土耳其和日本两国的政治家和民众提及，成为两国交往的重要基础。除了这两次事件外，土日两国关系的发展还可追溯到19世纪。

奥斯曼帝国在19世纪末期加强对日本的关注主要是为了吸取明治维新的改革经验，拯救帝国以免遭受欧洲国家的肢解。19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已经走向衰弱，成为欧洲人眼中的“近东病夫”，但随着西化改革的深入，奥斯曼帝国逐渐成为欧洲体系的一部分。因此，当时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泛伊斯兰主义者对于极端欧化的改革表示反对，但却认为日本的改革可以成为他们现代化之路的模型，因为日本控制住了西化的进程，既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传统，也没有完全转向基督教的西方，也就是说，它既吸收了西方的物质文明，又保留了自身的精神文明。仅凭这一点，众多泛伊斯兰主义者就将日本看作东方升起的新星，是反抗帝国主义的模范。

对于泛伊斯兰主义者来说，日本的最大吸引力在于它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取胜。经此一役，日本跨入世界大国的行列，穆斯林民众和泛伊斯兰主义者也为之欢欣鼓舞。在他们看来，日本成功地利用西方文明来反抗西方帝国主义，从而摆脱了被殖民的境地，实现了本国的民族主义目标，而这一切的实现都要归功于明治维新之后所颁布的宪法。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汇之际，宪政成为现代化的一块试金石，在穆斯林看来，日本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是因为它于1889年颁布了明治宪法而成为亚洲第一个宪政国家，因此日本对俄国的胜利也被看作“立宪制对沙皇独裁制的胜利”。^[3]

与之相反，日本对于奥斯曼帝国的关注则更多地注入了帝国主义的色彩。1902年，日本与英国建立英日同盟，这标志着日本的大国地位开始被欧洲所承认。但是作为世界秩序的新参与者，日本无法同欧亚非等广大地区的伊斯兰国家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因为这些国家有很大一部分都处于俄国、大英帝国、法国和荷兰的殖民统治之下。^[4]此外，日本民间泛亚洲主义扩张性的一面以及日本政府大陆政策的兴起也使得日本在与伊斯兰世界交往时拥有一种优越感。它欲仿效西方国家同伊斯兰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伊斯兰国家与日本的官方交往。

泛伊斯兰主义和泛亚洲主义的相遇使奥斯曼帝国和日本之间建立了思想对话的基础，随后又在官方交往不畅的情况下开展了跨国民间交往。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失败和瓦解，1923年凯末尔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这标志着“土耳其民族主义的胜利”，坚定执行的世俗化政策和西化政策则标志着泛伊斯兰主义者挑战西方的失败。1924年4月，日本承认土耳其共和国建立。1925年3月，日本在土耳其建立大使馆，小畑谕吉（Yukichi Obata）成为首任日本驻土耳其大使，并于1925年11月17日到达伊斯坦布尔。1925年，土耳其在日本也建立了大使馆。^[5]

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正式制定了“伊斯兰政策”后，土日两国的交往有所停滞。随着思想落实到行动，行动上升为外交战略，日本的泛亚洲主义逐渐摆脱了同泛伊斯兰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