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现代旅游的大众化趋势不断加强，发展环境不断得到优化。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加强旅游交通、景区景点、自驾车营地等设施建设，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迎接正在兴起的大众旅游时代。”“大众旅游时代”的概念立刻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2015年，中国的国内游已突破40亿人次，国民平均出游2.98次，旅游收入已超4万亿元人民币。旅游已成为大众日常的消费模式及常态化的生活模式，大众旅游也已逐步走入老百姓的视野。然而，中国现阶段的旅游产品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的发展需求，在旅游产品创新、旅游资源整合、旅游服务提升等方面都需要通过供给侧改革才可以得到有效地解决。

作为旅游业中的高端旅游业态，邮轮旅游逐渐成为我国旅游业发展的新引擎和参与国际旅游竞争的新主力，对于有效提升我国旅游软实力有很强的推动作用。在过去十年的发展过程中，邮轮旅游逐渐进入发展的快车道，旅游游客年均增幅超过38%，成为我国旅游业中增速最快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我国国家形象的新名片。然而，我国在邮轮港口建设和旅行社等方面的投入很大，但盈利能力比较差，市场的主动权依然掌握在外籍邮轮公司手中，贸易逆差不断拉大，资源优势尚未得到充分地利用。

从供给侧改革的视角，打造本土化的邮轮旅游、组建本土化的邮轮船队、整合旅游目的地资源、规划国内邮轮母港航线，对有效解决邮轮旅游漏损、提升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效应、充分发挥我国沿海及南海旅游目的地资源优势、拓宽游客的选择空间、推动中国邮轮装备制造业发展、完善我国邮轮产业链、提升邮轮旅游对国内外游客的吸引力、优化我国邮轮市场供给结构都具有深远影响。

一 研究综述

（一）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学术理论界对邮轮研究领域给予较早关注的是美国人类学家Foster（1986），他将邮轮看作一个短期社会，并指出未来旅游研究的焦点将向邮轮旅游转移。作为具有旅游和交通双重属性的现代邮轮业，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末，是海上客运业在航空客运业的竞争下被迫转型而形成的一种复合性产业。直至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才逐步意识到，他们未在邮轮业投入足够的学术研究热度（Teye V B，1998；Toh R S，2005；Biehn N.2006），且研究成果相当有限（Sun，2011）。到了2011年前后，国际上出现两篇邮轮旅游研究方法和进展的综述性论文。其中，邮轮旅游研究存在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精确有效的研究方法等难题，但通过对邮轮旅游研究范围的界定以及统计标准的建立和交叉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为邮轮旅游研究提供了可行的研究方法。

国外学者对邮轮旅游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领域：一是研究邮轮港口对周边经济辐射带动效应（Andy，2007；Svein，2013）；二是研究邮轮旅游市场活动特征与运行规律（Petrick，2005；Teye & Paris，2011）；三是从邮轮游客对邮轮旅游需求和感知及动机角度研究邮轮业的发展对策（Li & Park，2007；Hung & Petrick，2011）。国际邮轮产业从萌芽、发展到成熟，其研究体系已相当完整。但国外学者对发展邮轮产业的态度十分谨慎，邮轮是一个全封闭的环境，是典型的“旅游飞地”（Jakson，2004；Weaver，2005），停靠港也受种种因素制约，形成所谓的“旅游罩”（Wood，2000）。“旅游飞地”或“旅游罩”现象并不利于游客与东道主之间的主客交往，同时也限制旅游体验的真实性。Mescon & Vozikis（1985）以及Braun（2002）认为邮轮旅游对区域经济具有巨大贡献的同时，Andy（2007）和Svein（2013）则认为邮轮旅游的经济贡献非常有限。对于新兴发展中国家而言，其邮轮旅游发展时期较短、缺乏发展经验导致经济漏损和有关设施的投资浪费（Dwyer & Forsyth，1998），加之邮轮旅游对社会文化和环境的负面影响，使得如何合理有序发展邮轮旅游成为沿海港口地区的重要内容（Seidl et al，2007）。另外，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邮轮经济发展现已成熟，对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邮轮旅游经济时，地方政府应理性对待而不能忽视邮轮旅游市场规律，盲目支持邮轮旅游发展（Wilkinson，1999）。

（二）国内相关研究

随着中国邮轮经济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关注这一行业，研究文献数量增长迅速，超过80%的学术论文发表在2010～2015年，90%以上的论文发表在2008年之后，与中国邮轮旅游业的发展轨迹相匹配。回顾我国邮轮旅游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