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是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国，也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国家。中国如何与埃及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把“一带一路”建设与埃及的经济发展规划良好对接。为此，了解埃及的经济发展战略及其成因、经济发展重大项目及其落实的可能性，以及中埃经贸合作的优势和挑战等一系列问题就显得非常重要。以塞西为总统的埃及新政权自2014年6月执政以来高度重视经济发展问题，塞西上台不久就提出了被埃及专家誉为“伟大埃及梦”的扩建苏伊士运河和苏伊士运河区开发等大型全国性发展项目，还提出了经济发展的四年规划目标。由此看出，埃及经济发展的思路日渐清晰，发展项目的可行性也比较大，为埃及经济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也为中国对接埃及发展规划、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实现合作共赢和共同发展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一 埃及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

埃及是一个经济增长业绩平平，发展问题仍然比较突出的国家。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埃及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在20世纪90年代为4.5%，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为4.7%，均处在中低速增长区间。自2011年经历推翻穆巴拉克总统的政治动荡到2014年，埃及的经济增长速度每年仅达2%左右，2015年也才恢复到4.1%。^[1]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欠发展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结构性问题。首先，多年来产业结构没有显著变化，从传统的农业和资源生产国向工业化国家转型的速度缓慢。2012年，埃及的工业产值仅占GDP的14%，与农业部门的占比相差不多，而与人口规模相近的土耳其、墨西哥、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相比则占比差距较大。其次，尽管农业发展受自然地理条件所限，人均耕地面积已下降到0.57亩，^[2]但埃及至今仍然严重依赖农业部门解决就业，2011年农业在全国就业结构中占比26%，是就业人口最多的产业，而工业制造业仅占全国就业的10%。传统经济部门吸收就业的能力已达极限，而具有强大吸收就业能力的工业制造业得不到快速发展，导致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的转移受阻，国内失业问题日益严重，最终成为2011年爆发政治动乱的一个主要原因。最后，对外贸易和外汇收入仍在很大程度上严重依靠资源出口（油气、贵金属、农产品在2012年出口总额中占比41%），以及收取苏伊士运河过境费、国外务工人员侨汇和旅游业收入等传统来源，工业制成品仅占货物出口总额的18%。^[3]埃及的传统外汇收入来源极易受到外部因素影响，21世纪以来发生的国际油价涨跌、国际金融危机、伊拉克战争和恐怖主义袭击无不对埃及的出口和外汇收入造成了严重冲击。

因此，长期以来，如果说埃及还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的话，但因为许多重大的经济发展结构性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充其量只能说是有增长欠发展。而经济发展结构性问题的核心是工业制造业发展速度不快，工业化步伐缓慢也是经济增长缺乏强大动力的重要原因。

埃及的经济发展乏力并非由于缺乏条件和潜力，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没有能够结合时代特点和本国优势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和规划。

第一，工业化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埃及曾经对工业化进行过努力探索。1952年埃及革命后，纳赛尔总统选择走“阿拉伯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即在苏联的援助下采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在国有化基础上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这种工业化努力使埃及成为阿拉伯国家工业制造业最发达的国家，1980年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达到28%。^[4]但这种政府过度干预下的工业化战略忽视了经济规律和市场作用，也不顾政府的财政能力，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以埃及政府陷入债务危机而告结束。此后，埃及被迫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结构调整”方案，推行经济自由化的经济改革，埃及政府失去了工业化进程的支柱地位，大批国有工业企业被解散或私有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去工业化”势头。至2008年，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只有16%。^[5]

第二，许多优势条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优势条件利用得不充分。一是没有充分发挥苏伊士运河沿岸和临港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力，长期以来仅满足于把苏伊士运河当作每年坐收几十亿美元过境费的财政来源，虽然也创立了苏伊士湾西北经济区，但远远没有形成对运河优势全面综合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