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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海洋强国建设是在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下进行的，海洋强国既需要加强海洋军事、科技、经济等硬实力，也需要不断提升海洋软实力。加强对中国海洋软实力的历史发展规律与资源优势的研究是题中之义，因为“国家的发展总是沿着连续历史发展的过程进行的”。“倘若对世界历史具有正确的认识和解释，我们就能根据各种历史模式来洞察未来的一般趋势。”^[1]因此，从纵向上回溯与梳理中国海洋软实力的发展历程与脉络，概括与总结其运行的基本规律，分析其资源优势，对于深化海洋软实力的理论研究，推进中国海洋软实力的提升，均有重要的意义^[2]。

海洋软实力是一国在处理国际海洋事务过程中，通过运用吸引、同化与合作等非强制性方式实现其海洋战略目标的能力。这种能力既包括具备一定的资源优势，又涵盖了将资源优势运用转化为行为结果的支撑条件与方法技巧。但无论如何，海洋软实力的形成总是以海洋意识、海洋政治法律思想以及海洋制度等软因素为前提的，否则就是无源之水。因此，探讨中国海洋软实力的源头，需要从先民们认识海洋的思想、观念乃至整个文化的视角入手，需要从中华文明的整体来考察。

一 悠久与辉煌：中国海洋软实力的缘起与发展

海洋软实力的缘起可追溯到远古时代是伴随着人们利用“鱼盐之利”与“舟楫之便”逐渐形成的。换言之，先民们在开发和利用海洋的实践活动中，认识海洋，创造并积累了丰富的海洋软实力资源。

中华民族生存的空间是一个海陆兼备的区域，拥有辽阔的海域和长达18000多公里的海岸线、7200多个大于500平方米的海岛和14000多公里的海岛岸线，领海和海洋管辖面积超过470万平方公里（以上均为现代数据），沿海一带的气候与资源条件又较为有利于海上活动，因而中国的航海及其他与海洋有关的各项人类活动的历史悠久。在旧石器时代，居住在沿海的人们就依海而生，“刳木为舟”^[3]，掌握了渡海技术^[4]。在新石器时代，沿海居民开始以采拾贝类和捕捞小鱼为生^[5]，此后利用海水制盐，扩大了沿海航行的范围，出现了船桨、摇橹等基本的工具^[6]。远古时期海洋文化的代表——石锛，就是在7000年前由河姆渡向太平洋沿岸开始传播的^[7]。在思想观念层面，先民们很早就认识到大海的浩瀚无垠、变幻莫测，感受到的是惊叹与敬畏，初步形成了敬畏海洋的思想观念。“汤汤洪水方割，浩浩怀山襄陵”“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8]，是对大海浩瀚的动态意象的生动写照。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写海洋的经典——《山海经》，反映古代先民对于海洋的认知、好奇、探索与向往，体现了强烈的人文精神和鲜明、浓郁的海洋文化特色^[9]，《诗经》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说明早在三千七八百年前，殷商的先人就开辟了海上航线，与“海外”——渤海以外的地方建立了联系。周成王时就有越国献舟活动，还有“积沙成城，以捍潮势，亭民取盐潮脱沙”的晒卤制盐技术，等等。这一时期，还形成了诸多像东夷文化那样的区域性海洋文化^[10]，《越绝书·吴内传》释文载“越人‘习之于夷。夷，海也。’”^[11]。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夏商周时期的人们对海洋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呈现出多方位的特征，既有对海洋物质层面的认识，也有对海洋精神层面的开拓。“箕子去国”与“殷人东渡”成为这一时期的重大航海事件。此外，海洋捕捞技术已有初步发展，有了纺轮、坠网、鱼钩、鱼叉等渔具。在海域管理方面，根据考古资料，夏禹创立的九州中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属于临海的行政区划。“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12]可见当时中国的疆域已经扩展到了海边，并且执政者也意识到了海域的重要性，从而依据海疆与陆疆来划分行政区划。周代设“渔人”一职，是海洋管理的开创性举措。“渔人掌以时渔，为梁。春献王鲔。辨鱼物，为鲜薨，以共王膳羞。凡祭祀、宾客、丧纪，共其鱼之鲜薨。凡渔者，掌其政令。凡渔征，入渔玉府。”另有“鳖人”“盐人”等职务。由此可见，在周代，统治阶层已经开始对海洋资源进行分类管理，懂得将海洋资源融入政治生活以及日常生活当中。

到春秋战国时代，海洋捕捞已经广泛使用船只，不仅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