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2015年10月29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该《建议》强调“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的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从“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的“创新发展”来看，“文化发展”，显而易见，也是要培育文化发展新动力，拓展文化发展新空间，实施文化发展新战略，支持文化发展新产业，构建文化发展新体制。在这里，笔者认为“构建文化发展新体制”对于文化管理者而言是需要认真对待、认真思考、认真实行的。对此，我们应当认真理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是指“规范社会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三个最重要的次级体系。有效的国家治理涉及三个基本问题，即谁治理、如何治理、治理效果。“谁治理”指的是“治理主体”，“如何治理”指的是“治理制度和机制”，“治理效果”指的是“治理工具的有效性”。具体到我们所说的“文化治理”，最需明确的是“如何治理”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如何从既往的“文化管理”走向当前所倡导的“文化治理”。

二 如何理解“文化管理”向“文化治理”的观念变化

笔者想把问题集中一下，即从“促进文艺创作生产”的“工具”来反观“文化治理”。笔者在文化部艺术司工作8年，在文化科技司工作6年，前者更多地促进文艺创作，促进繁荣；后者更多地促进学术研究，提升智库。我们知道，政府部门主要是“依法行政”，但我们其实并没有“文艺创作促进法”。促进文艺创作的“工具”或曰“抓手”，一是项目资金扶持，二是评比奖励引导，三是评论氛围营造。但一个时期，“红包”评论已极大地扩大了评论的负面效应，“评奖”文艺也极大地影响了文艺的社会效果；只有“项目资金”还在扶持“文艺生产”，但它的一个潜在隐患是“文化包工头”在掏空我们正常的文艺生产机制和文艺产品的影响力。

如何理解既往“文化管理”向当下“文化治理”的观念变化呢？就文化管理部门而言，我们一直强调的是要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很显然，“办”一是指“直接”，二是指“具体”，“管”则是不要太“直接”也不要太“具体”。现在，有不少学者（文化人）希望文化管理部门“管文化”不是狭隘的、部门的“文化工作”，而是广阔的、社会的“文化建设”。这个意义上的“管文化”，体现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深改”所期待实现的结果，即“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三 “文化治理”体现“全面深改”目标的“三个举措”

如果说“文化治理”有别于“文化管理”的理念，应当体现“全面深改”的目标与举措的话，那么至少要关注三个方面的变化：一是“一臂之距”的管理。这就是前述“谁治理”的问题。也就是说，政府的文化管理部门无须事必躬亲，事必操办，事必“抓紧”，事必“推动”。需要发挥社会组织、社会资金在这个“一臂之距”间的能动性，文化管理部门多一些服务、扶持、引导、支撑的理念为好。二是“负面清单”的管理。前述“如何治理”关乎于此。“负面清单”管理是现代治理能力的国际惯例。简单些说，以往是“什么事能干，要经过审批”；这里是“没说不能干的就都能干”。这体现出文化发展空间的宽松，而“宽松”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机理。三是“市场作用”的管理。这关涉前述“治理效果”。完整地说，“市场作用”的管理指的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建设的重要论断。对于文化建设而言，习总书记认为“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条件下，许多文化产品要通过市场实现价值，当然不能完全不考虑经济效益……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