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理论

一个国家对外投资的动因是多种多样的，仅从跨国公司理论、外国直接投资理论和各个国家对外投资的实际情况来看，就有大量的研究成果。早期的研究从一般的视角研究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动因和模式，随着中国对外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排名的迅速上升，国外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的研究逐渐增多，大量领域内的研究将视角集中在中国企业投资动因的特征上。

（一）资本市场不完全性理论

Buckley（2004）^[1]在研究了中国企业投资特点后，提出了资本市场不完全性理论，试图揭示中国OFDI的产生动因。该理论认为，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由于利率受到管制，国内实际利率往往低于市场均衡利率，这就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造成了资本市场的不均衡。利率差的存在使得潜在投资者有动机进行对外投资活动以获得额外收益。从这种意义来说，资本市场不完全性使一些中国企业存在对外直接投资的所有权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国有企业可以以低于市场均衡利率的成本进行融资（如，Lardy，1998；Scott，2002；Warner等，2004）^[2]；

2.银行系统的无效率，导致潜在投资者可以获得软性贷款，这种无效率可能来自银行系统本身，也可能是政策引致的；

3.集团企业可以经营一个低效的内部资本市场（中国的多元化企业集团，如海尔，Liu，2005年）对其外国直接投资活动进行补贴^[3]；

4.家族拥有的企业可能从家庭成员处获得廉价的资本（Tsai，2002；Child and Pleister，2003；Erdener and Shapiro，2005）^[4]。

资本市场不完全性理论认为，以上四种市场不完全性在中国都是存在的。Buckley指出^[5]，总体来看，政府官员向国有企业提供了普遍性软预算约束，维持了许多低效中国企业的生存，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无力迫使企业重组或退出（Lardy，1998）。此外，政府部门给予一些国有企业“相当大的风险资本”，例如国务院指导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CITIC）探索资源产业^[6]（Zhang，2003）的海外投资机会。资本市场不完全性可能导致这些中国企业存在海外投资的动机。

该理论还指出，中国跨国公司的过度竞价行为可以归因为缺乏私人股东，对相关的技术、商业和政治风险过度乐观，对失败的恐惧有限，政府紧密支持以及较低的融资成本。国家支持的软预算约束使中国企业通过收购和渗透进入东道国经济成为一种“正常”模式。

（二）制度引致理论

许多研究从制度层面考察OFDI的动因，从体制角度研究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文献日益增加（North，1990；Peng，2002；Meyer and Nguyen，2005；Wright 等，2005）^[7]，并形成了制度引致理论。该理论认为，新兴经济体的体制结构能够决定国内企业在海外投资的能力和意愿。一个简单的、一致的和宽松的政策将鼓励对外直接投资，而自由裁量、经常性的政策调整可能具有相反的效果。这有可能解释中国企业行为的独特性。制度引致理论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和对外投资政策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引致效应，特别是近年来对海外投资的鼓励导致了中国企业大量的投资行为。

该理论指出，母国的体制性因素对企业的决策有重大的推动力。政府及其代理执行的“游戏规则”承担着影响与执行投资的行为规范和认知，当然也包括对外投资^[8]（Scott，2002）。高水平的政府支持，如优先获得原材料和其他投入、低成本的资金（前文所述）、补贴以及其他形式福利有助于新兴国家的企业在国外弥补所有权和区位劣势^[9]（Aggarwal、Agmon，1990年）。另外，这些投资者也经常会遇到高度官僚化和烦琐的OFDI审批行政程序。各级政府均试图影响对外资本流动的数量、方向和范围。如果这些体制因素与某些行业或所有制形式的歧视性政策工具相结合，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可能被扭曲。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出现（或者说事实鼓励）通过非正式或非法路径的OFDI。

考虑到中国经济受到政府管制的程度，体制因素有可能作为中国企业的国际投资决策产生长久和深远的影响。起初，由于中国的各级政府掌握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审批权，因此可以确定的是中国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的发展、强度以及导向都受到了政策因素的影响。随着中国跨国公司管理体制的不断改革，中国跨国公司的目标已经转向了更好地获得国外的专有技术、战略性资产、能力（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