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和世纪末，俄国、苏联发生的两次重大社会变动引起了关于俄罗斯现代化道路的再思考。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时，普遍意义上的现代化理论是理解俄罗斯历史进程特殊性的前提。

作为世界历史范畴的现代化是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过程，也是人类共同体从彼此接触程度很低、相对孤立的血缘和地域性社会向普遍联系、接触程度越来越高的全球性社会发展的过程。因此，尽管这一过程是通过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和各个地区的具体发展道路加以表现的，但是发展道路的差异并不否定发展趋势的统一。决定现代化世界进程大趋势的普遍性因素就是统一性的基础。概而言之，这些因素主要是：（1）工业生产方式主导的技术创新、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推动的市场经济。（2）市民（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基础上的现代民族国家。（3）以世界市场为基础并以先进国家和地区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以上三个方面构成了普遍意义上的现代化历史运动，塑造了反映现代文明社会本质的基本要素。16世纪以来发端于西欧地区的现代化世界进程大体上就是一个工业文明的普及、现代社会的型塑和世界体系的建构过程。现代化意义上的社会转型，除了创造现代社会原型的国家，对于大部分“外源性现代化”国家来说，都是中断自己原来的自然历史进程，按照外部世界主流文明的范型，建构与主流文明相融合的、具备普遍性特征的“现代社会”。当然，由于传统社会结构的差异和现代化起步阶段发展水平以及启动类型的不同，每个国家的具体转型过程和发展道路不尽相同，由此而表现出现代化的“多样性”及各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不同位置。但是，世界历史的整体结构和现代社会的普遍性要素始终制约着每一个特殊的社会转型过程，或者说，与外部世界和主流文明的关系决定着具体社会转型的向度、力度和速度。所谓“特殊性”在这里出现了两种类型：其一，一般意义的多样性；其二，抵制和对抗普遍性的特殊性。在两种特殊性的取向上，国家定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定位在普遍意义上也就是与现代社会建构相适应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及其与外部世界关系的确定。具体而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因现代化起源的不同又分为两种不同的发生学类型。一是在市民社会的基础上由“公民民族主义”主导的民族国家，包括英国等现代社会的原型国家和美国等现代移民国家，其发展路径大致是：市民社会的兴起→王权与市民社会的结合或市民社会的政治力量推翻王权→宪政民主制度和公民身份的确立→公民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的形成。在这种类型的民族国家中，社会转型先于国家定位，具有自治结构的社会是国家的基础，国家权力的运作范围及其形式受制于社会，国家与社会在结构性张力中维持平衡，国家的地缘性和国家成员的公民身份构成民族的边界，民族主义的本质是政治性的而非种族性的或文化性的。二是在外部世界影响下由传统王朝国家（或发展程度更低的部落型共同体）转化而成的民族国家。大部分外源性现代化的政治发展进程在国家形态上都属于这种类型。这种类型的民族国家由于缺乏先行成熟的市民社会，国家的转型主要受制于外部世界的压力，因此其功能性的变化往往大于结构性的变化，国家权力的至上性在没有制衡结构的情况下随着功能的扩大而进一步强化，国家在成为现代化主要驱动力的同时对其自身传统结构的变革则缺少主体性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的建构由于没有现代国家的宪法基础，而更多地依赖传统社会共同体的血缘和地缘纽带，其种族性和文化性往往使政治性边界变得模糊，由此又使国家的外部性处在不确定状态。可见，上述第二种类型的民族国家是否能在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解决好国家定位问题，主要取决于市民社会的建构和制衡国家权力的社会机制能否形成。世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后发的、国家驱动的现代化只要认同现代化历史运动的普遍性，愿意融汇于世界发展的主流，那么，随着这个国家同世界关系的日益密切和普遍性因素的增长，经济层面的变革和发展水平的提升必然会推动市民社会结构的形成，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会出现本质性的变化，这就是所谓“从威权主义到民主的发展道路”。但是，同样作为第二种类型的俄罗斯在国家定位问题上陷入了一种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