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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尔巴乔夫改革30年后俄罗斯有关改革与发展问题的最新争论

    作者:张盛发 出版时间:2016年10月
    摘要:

    戈尔巴乔夫改革30年后,俄罗斯社会围绕当年改革的缘起与结果、改革的经验与教训等问题仍在进行探讨和争论,其中既有对改革的肯定与赞扬,也有非议、否定和批判。在俄罗斯是否需要第二次改革问题上,也出现了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争论的实质是:对斯大林模式是肯定还是否定?当今俄罗斯应当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争论的根源则是俄罗斯改革派与反改革派在价值观和发展观上的根本分歧。

    1985年3月11日,在苏共中央非常全会上,时年54岁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接替刚刚去世的前任总书记契尔年科。之后,年富力强的苏共新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就在苏联大地上掀起了一次影响波及全球的轰轰烈烈的改革(Перестройка)。改革以革新社会的热切愿望开始,却以联盟国家突然解体结束,留下了苏联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一场有关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不尽的探讨和争论。

    2015年,在戈尔巴乔夫改革30周年之际,俄罗斯人照例又展开了一番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主要内容是,其一,如何看待30年前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发起的导致苏联国家解体的改革?其二,当今的俄罗斯是否需要参照前者进行第二次改革?作为当年改革的发起者,已入耄耋之年的历史老人戈尔巴乔夫,随着改革纪念日的到来,精神抖擞,以84岁的年迈之躯接连发表演讲,撰写文章,接受采访,阐述他对当年改革和未来发展等问题的观点和看法。戈尔巴乔夫基金会还同由前财政部长阿列克谢·库德林领导的俄罗斯公民倡议委员会一起举办纪念改革的圆桌会议,提出了有关赞扬当年改革和要求二次改革的联合报告。俄罗斯社会各界人士也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出发,在这场关系国家命运和前途的争论中鲜明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争论的结果表明,俄罗斯各界人士对于当年的改革缘起与结果、改革的经验与教训以及俄罗斯是否需要第二次改革等问题的观点和看法仍然是见仁见智和大相径庭。

    一 戈尔巴乔夫对当年改革的回顾和对当今问题的看法

    按照惯例,每当与改革有关的纪念日到来的时候,戈尔巴乔夫都会不厌其烦地通过采访、演讲和撰文等方法激情回顾和称颂当年的改革,在此基础上与时俱进地阐述自己对当今俄罗斯乃至世界发展问题的看法,言辞中当然也不乏为自己发起的改革进行说明和辩解的意味。

    2015年2月12日,戈尔巴乔夫前往莫斯科国际大学,在那里,他给师生们做了题为《改革30年与当代现实》的演讲。戈尔巴乔夫在回顾中说明了其在家乡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20多年的工作经历与后来到莫斯科中央时推行改革的渊源关系:

    大学毕业后,就如我说过的,我回到家乡斯塔夫罗波尔。共青团和党的工作在那时对于一个人来说实际上是展现社会积极性和表现领导品质的唯一机会。我感到自己有这种潜质,我想要为人们做好事。

    我把20多年贡献给了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这些年发生了与苏共二十大有关的重大变化。必须要解决许多任务。斯塔夫罗波尔在那些年代里实际上已经变成了现代工业的边疆区,农业已经转向采用密集型方法。在那里建起了道路、学校和文化宫。[1]

    总体上对我来说,这是某种小型的改革。我所获得的经验有重大的意义。我相信自己的力量。

    我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做成了不少事情。但是那时我经常感到:解决许多问题都遇到了在那个层级无法克服的障碍。中央行政管理体制束缚了人们的主动性,给经济套上了一件束身衣,而那些试图表现主动性的人常常受到惩罚。

    然而,我那时并没有怀疑这个体制的本质。我同许多人一样认为,如果完善中央的决策机制、使用新人并且给予他们更多的权力和机会,许多东西是可以改善的。

    但是,问题在于,体制粉碎了进行局部改革的任何试图。“柯西金改革”——试图摆脱对经济的强制,给予人们和企业更多的表现主动性的机会——就是这样被扼杀的。

    从70年代末开始在莫斯科担任苏共中央书记,我愈加相信,拒绝对国内现行体制进行改革使我们越来越走入困境。世界上科技革命正在发展,最发达国家都在追赶,虽然它是一个复杂的有时痛苦的过程,但它产生了自己的成果。而我们的体制与这一过程不吻合,国家愈益严重地陷入停滞状态。[2]

    也就是说,戈尔巴乔夫早年在家乡斯塔夫罗波尔工作时已经遇到了他所说的体制束缚人主动性的问题,但是并没有对体制的本质有所怀疑,直至到中央工作后才发现体制不容许进行哪怕是局部的改革,譬如柯西金改革。这实际上从反面激发了戈尔巴乔夫后来立志改革的坚定愿望。

    3月19日,戈尔巴乔夫把在莫斯科国际大学的演讲整理成文后发表在《俄罗斯报》上,题目是《今天谈改革:为何现在重要的是弄清楚30年前所发生的事情?》。戈尔巴乔夫在文中对30年前的改革进行了详细的回顾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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