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托雷平改革（1906～1911）是1861年“大改革”的继续，是对1905年俄国革命的回应。然而，对于斯托雷平改革，分裂的社会却出现了左中右三派观点。革命派的代表列宁把斯托雷平改革当作延缓“旧制度和旧农奴制农业的死亡”而打开的“最后一个气门”，^[1]巩固沙皇及有产阶级利益、加重贫穷者农民受奴役地位的经济措施。自由派代表立宪民主党则不区分战略利益与策略利益，尽一切可能中断“有机的工作”，提出“政府辞职”、“特别全权”以及“杜马组阁”的要求，^[2]以至于立宪民主党中的右派马克拉科夫把他们的“一切力量都归结为理想以及对理想的忠诚，不考虑国家对理想的实际准备程度”。^[3]即便是全力支持斯托雷平的十月党领导人古契科夫也抱怨：“斯托雷平拥有的显而易见的权力不得不陷入艰苦的挣扎状态，阵地一个接一个地丢失。这种妥协政策、这种致力于通过相互让步取得实际成果的办法是错误的。也许应该听从我的劝告，投入战斗，阻止这股潮流的蔓延。”^[4]君主制的保守派政党只是从残酷地镇压革命的角度支持斯托雷平，却将斯托雷平的改革，特别是关于信仰平等的宗教改革，上升到了背叛祖国的高度，说：“宗教平等，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事实上，都将导致国家与教会的分离，国家的权威将失去最主要的基础和支柱。在东正教国家，异族只能容忍，不能平等，这是真理。对于异族和分裂教派过分地容忍不仅是巨大的政治错误，而且是对祖国的犯罪，是对祖国的完整、荣誉和伟大的侵犯，是对毫不动摇的永恒原则和上帝的背叛。”^[5]

左中右三派的认识正好说明俄国社会缺乏统一的原则。正如美国学者派普斯所说：“唯物主义、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构成了俄国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在俄国知识分子当中，那些在人类的事物中重视偶然性意义的人根本没有地位，他们或者相信人性不朽，或者相信高尚的道德原则。”^[6]这样一来，由于站在自己的立场，左中右无论哪一派都不能客观评价斯托雷平改革，即便是对斯托雷平评价最高的司徒卢威，也仅仅把他称为“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即只能在经济上进行自由主义改革，在其他领域无法进行；在理性上可以实行改革，在情感上还是一个君主主义者。^[7]俄国学者卡列宁更进一步揭示了斯托雷平关于发挥杜马的作用和专制制度是俄国的宝贵财富观点的矛盾性，成为杜马两次解散和选举法改变、杜马多数成员以及部分国务会议成员反对其改革的根源。^[8]

直到斯托雷平遗产基金会主席П.А.博日盖洛才从思想的高度分析斯托雷平改革。他说，当时的俄国处于转折时刻，俄国的革命危机是内在结构的危机，最致命的错误就在于依靠警察措施，这是执政者最软弱无力的表现。政府应该走在建设性的道路上，把稳定的秩序建立在法律和理性理解真理自由之上。^[9]这样一来，俄国不仅要借鉴西方的经验，更主要的是依据俄国人民的自觉意识建设法治国家。斯托雷平既支持君主制，又支持君主赐予的人民代表制度，这源于俄国正处在建设自己民族意识的阶段。君主不仅体现了国家的力量和完整，在国家危险和震荡的时刻，还起到了拯救和引导国家走上秩序和历史真理的作用，更主要的是符合人民的认识水平。^[10]建设统一的法制、经济、政治和文化空间有助于逐渐解决民族和宗教冲突，从总体上，在各种政治和宗教集团积极参与下，更动态地发展国家。^[11]

经过从快速移植西方模式到建设自己的思想，俄罗斯学者终于正视了斯托雷平改革思想对于建设俄罗斯法治国家的贡献。虽然围绕斯托雷平改革的各种非议还没有褪去，但斯托雷平提出的尊重祖国、拯救农民以及走出仇恨与毁灭的尝试成为认识其改革思想的关键。

一 重建对俄国的尊重

斯托雷平改革是在革命条件下出现的，而革命其实反映的是思想的危机。斯托雷平说：“国家杜马是否吵吵闹闹地讨论地方行政官员为给饥馑者发放食品的人设置障碍的问题，答案自然显而易见。知道想要什么样的政权，不会为有人高喊仁爱而难为情，因为给救助饥馑的个人设置障碍有多荒谬，那么对付为了对抗法律而办慈善的人就有多犯罪和多么无所作为。无论出于什么样目的，只要是意图夺取行政权，结果都会使现政权瘫痪。内务部长意识到自己正确之后，就不要难为情，因为合法权力的拥有者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