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所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然而，由于各国国情不同，所以，在这阶段的发展情况多有差异。纵观近现代以来的人类历史，澳大利亚是第一个完全以和平方式进行社会变革的国家，^[1]进而成为后起的现代化发展国家中的先行者之一，自然而顺利的发展与理智而明确的选择是其现代化发展的显著特点与表象。然而，其变化与发展非但未引起外部世界的关注，就连大多数澳大利亚人都未感觉到。^[2]和谐渐进构成了澳大利亚现代化发展的路径与模式，澳大利亚由此从英国的“海外监狱”逐渐成为发达的民族国家。

一 发展轨迹

英国建立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初衷是解决日益严重的本土在押罪犯羁押难题。1788年1月26日，英国“第一舰队”到达悉尼，759名罪犯在646名军人及20名官员的押解下登岸。这不仅是澳大利亚成为英国流放犯殖民地的开始，也是澳大利亚现代化发展进程的起点，澳大利亚由土著原始社会迈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继新南威尔士之后建立的5个英属澳大利亚殖民地在形成方式与类型属性等方面各有不同，但人们的自觉行为都是移植于英国社会，认定澳大利亚势必“从一个罪犯惩治地成长为一个自由社会”，^[3]即以自由主义为基准的英式社会。

19世纪上半期，“牧羊业大潮”使澳大利亚经济突飞猛进，大有成为“大英帝国内最伟大的殖民地之一”之势。经济发展带来社会繁荣，进而自然引起人口结构的变化，即刑释人员增多与自由移民增加，澳大利亚民族由此生成。蓬头垢面的罪犯与低俗粗暴的军人成为“完全成熟的白种英国国民”，因而，适用于“海外监狱”的现行管理制度对于澳大利亚现实社会日趋显得不合时宜。于是，以伸张作为英国人“天赋权利”为核心内容的自治运动应运而生。英国的政治体制与社会制度在澳大利亚得以顺理成章地移植与复制，澳大利亚社会在渐进中转型为英属公民殖民地。然而，“在新大陆，所有由母国漂洋过海而来的东西无不发生本质性的变化”，^[4]本土化现象明显。例如，在19世纪中期相继成立的澳大利亚各殖民地责任政府在职权、职能与结构上无一不是移植于英国的地方政府，但在社会管理中，它们逐渐取代了英国派遣的总督，“澳大利亚人管理澳大利亚”的诉求渐渐成为社会现实。

运作于19世纪后50年的联邦运动与澳大利亚各殖民地之间联合的逐渐形成和澳大利亚统一在法律意义上的趋于确立过程相始终，澳大利亚社会形态由公民殖民地逐渐转型为民族国家。它的核心内容同样是伸张“天赋权利”，但此时的“天赋权利”具有愈加鲜明的澳大利亚色彩，而非自治运动所追求的“故乡的权利”，它所主张的“自主”与“自治”的内涵实为独立。尽管母国情结深厚，但人们无意“牺牲地方主权而去服从一个由联合王国支配的、遥远的中央政府”。^[5]在对维护权利与扩大利益的追求中，“澳大利亚各殖民地之间的隔阂的消除对于社会经济是有益的”的观念逐步成为澳大利亚社会的共识，^[6]而各地区之间的合作往来正愈加明显地演变为澳大利亚联合，澳大利亚统一大势所趋。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澳大利亚以自治领的形式转型为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

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相比较，澳大利亚社会的变化不在于惊天动地的创造发明，或是深邃莫测的理论创新，而是根据现实需要和自身情况，务实而具体地对舶来品进行局部甚至是很小一部分的改进与创新。回顾这些改进与创新，有的是立竿见影，产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有的则具有开辟某种或某一领域先河的作用和价值；有的却见效于后来，给人以细水长流的感觉。舶来品因澳大利亚人的追求与磨砺而增添了新的内容、新的形式和新的价值；又因产生了这样的变化，舶来品的创造者与创造国反过来从澳大利亚移植舶来品的创新部分。

因此，虽然澳大利亚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等方面并无重大的首创之举，但是，在具有扬弃功能的本土化作用下，被移植而来的西方文明转变为一种适合澳大利亚国情的新文明。换言之，澳大利亚人在事无巨细地仿效以英国为主的欧美国家来设计与建设澳大利亚的同时，又在自然地根据客观现实和需要修改着舶来品，进而形成自己的属性与特征。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但又有越来越明显的差别。在民族意识的驱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