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GDP以9%左右的速度持续增长了近30年，堪称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奇迹。2004年5月11日，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全面研究了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经验，认为相对于20世纪90年代风靡一时的教训别国如何管理本国经济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中国的新发展方针——“北京共识”，“不仅适合中国，也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可借鉴的模式”。^[1]雷默的文章引起舆论界和学术界关注、探讨中国经济崛起的道路或模式问题，^[2]但不久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即因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而面临转型压力，本文拟就“中国模式”与届满10年、渐成机制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间的关系做初步的分析与论述。

一

所谓出口导向型经济，是指国家采取相应的鼓励措施，推进本土制造业的发展，以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产品出口替代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和初级产品出口。其理论基础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和赫克歇尔及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比较优势学说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致力于生产具有成本和价格优势的工业产品，向发达国家出口以改善贸易条件。资源禀赋理论认为，各国资源禀赋丰裕程度和生产同一商品所使用的生产要素比例的不同，是产生比较优势的主要原因。该理论将资源拓展为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资本丰富的国家应当生产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应当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所走的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并不像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会长包道格（Douglas H.Paal）所述，是对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现代化道路模式的“中国式”复制，^[3]而是对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近30年工业化战略负面社会效应的必然整合。

20世纪50年代，在受西方封锁的背景下，新中国借鉴苏联经验，采取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实现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在约30年内，中国工业化战略始终以抑制消费、集中投资制造业为主导。由此造成城乡差距巨大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全国人均收入水平很低，占全国人口70%以上的农村人口的消费仅占全部消费的1/4左右，国内消费市场得不到拓展而制造业却产能过剩。同时，新中国还仿效苏联采取鼓励生育政策，形成人口基数巨大的50年代婴儿潮，他们与70年代末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的一代人共同构成了21世纪前10年中国劳动力的“人口红利”。1979年，在市场与物价改革的刺激下，国家开始改革全方位进口替代型外贸体制，将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改为分散经营模式，实行一系列有利于出口的政策调整。1985年，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明显转变，走上了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轻型化道路。1986年，中国的纺织服装出口首次超过石油出口。^[4]随着产品结构不断调整，1992年，中国初级产品出口比重已不到20%，纺织品、服装、鞋类这三项典型的劳动密集产品，占当年出口总额的35.4%，产业结构实现了由资源型向轻型化和劳动密集化的转变。当时促成这个转变的主要因素是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源于计划经济下的社队企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逐步将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社队企业遂通过吸收、消化农村富余劳动力迅速发展。1978～1983年，社队企业总产值由493.07亿元增加到1016.83亿元，年均增长15.6%；企业职工人数从2827万增至3235万，年均增长2.7%。198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转发农牧渔业部和部党组《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通知中，将社队企业、部分社员联营的合作企业、其他形式的合作工业和个体企业，正式改称为乡镇企业，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其发展的政策，乡镇企业由此进入高速发展阶段。1984～1988年，乡镇企业的总产值从1709.89亿元增至6495.66亿元，年均增幅39.6%；企业从606.52万个增至1888.16万个，年均增幅32.8%；企业职工人数从5208万增至9545万，年均增幅16.4%；利润总额从188亿元增至550.02亿元，年均增幅30.8%。乡镇企业因缺乏资金和技术，一般生产市场需求旺盛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产品，以发挥劳动力多且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