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尼泊尔的奠基者是来自加德满都西北部的廓尔喀王国的沙阿王室。廓尔喀人便作为尼泊尔人的代称留在多数文献当中。18世纪，沙阿王朝的普里特维·纳拉扬·沙阿（即纳拉扬大帝）率军进行了20多年的东征西讨，终于彻底征服了加德满都谷地。此后，其子嗣们继续扩大边疆。到19世纪初，廓尔喀人已将喜马拉雅中部地区的几十个小王国和公国统一起来，控制了东到提斯塔河（Teesta River），西到萨特累季河（Sutlej River），几等于今天两个尼泊尔大小的国土。此时恰值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业力量日益膨胀之时。很自然，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廓尔喀王国这两支南北毗邻的扩张力量注定会发生冲突。1814～1816年在英尼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战后双方签署了《萨高利条约》（Segowlee Treaty）^[1]，尼泊尔被迫将其一半的领土割让给了英属东印度公司，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尼泊尔致力于收复失地，甚至尝试联合邻国抗击英国入侵者。直到19世纪中叶，英国人为了打开经由尼泊尔通往中国西藏的北方商路，进而利用尼泊尔王朝的权力争斗培植亲英势力，支持亲英的军事将领夺取政府大权，间接成就了一个在外交上完全依赖英国的拉纳政权。依靠上述政策，尼泊尔赢得了主权的相对独立，最后非但免于像印度一样沦为殖民地，反而成为英国持续倚重和支持的唯一的南亚政权。不过，尼泊尔的这种选择有其特殊性，这跟尼泊尔的地理位置、当时的政治局面及当政者的观念密切相关。尼泊尔外交政策的这种演变轨迹，反映了当时封建王朝的统治特点，也揭示了一个小国在受到强大的殖民势力侵略时的一种另类选择。

一 英尼战争后尼泊尔对抗英国收复失地的努力

以英国殖民先锋的姿态出现在南亚次大陆的东印度公司^[2]，实际上是一个以利润即私人利益为目标的商人机构——一家股份公司。英国工业革命的浪潮在大幅提高工业品生产率的同时，也推动了殖民者对新市场的渴望。经营南亚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迫切希望经由尼泊尔开辟通往西藏和中国内陆的北方商路，来扩大其贸易的市场。但是，当它获取利润的途径受阻后，便会通过武力的方式排除障碍。这是1814～1816年英尼战争的主要原因。战后签订的《萨高利条约》令尼泊尔损失了特莱平原的大片肥田沃土，尼泊尔与外界的联系与交往也受到英国人的严格限制，且加德满都不得不接受英国派去的驻扎官。与此同时，英国军队从战争期间零星招募廓尔喀逃兵与俘虏，开始过渡到正式招募廓尔喀士兵，甚至组建了英属印度军队中的廓尔喀军团。但是，尼泊尔本国的廓尔喀武士们却对失败的结果愤愤不平，一直希望收复失地、击退侵略者。所以，尼泊尔政府在接受了条约并答应履行约定的同时，仍试图遏制英国人的影响，并且一直秣马厉兵，准备一雪前耻。

（一）对英国人影响的遏制

驻扎官是欧洲殖民列强较为常见的某种官方代表。在理论上，他们是外交官，实际上行使着一定程度的间接统治权。有些驻扎官曾经是军官，而非职业外交官，他们常驻于一些较小的自治型的保护国或附属国中，发挥当地首脑的政治顾问的作用，一些受到信任的驻扎官甚至可能成为驻在国首脑的首相。在其他方面，他们承担着本国政府的大使职责，但级别较低，因为即使是较大的和富裕的国家，其地位通常也被视为远远低于西方国家。^[3]英国是运用该制度最典型的国家。

按照《萨高利条约》的安排在尼泊尔设立驻扎官，这是当地人最为排斥的内容，但是英国驻印度总督黑斯廷斯（Hastings）宣称：条约的其他内容尚可讨论，英方对设立驻扎官一项决不让步。尼泊尔人“要么接受驻扎官要么选择战争”，^[4]没有第三种选择。英国人对这一条款之所以如此坚定，是因为驻扎官能否进驻尼泊尔决定着将来英国人的权威是否可以顺利到达加德满都。所以，英国人甚至威胁不惜为此一战。

英国驻加德满都驻扎官的设立标志着两国政府（至少是两个王朝之间）经常性的、官方的政治联系的实现和开启。^[5]而正是这一条款使得尼泊尔此后几十年均对英国势力耿耿于怀、心存恨意。在一个封建王朝内，英国驻扎官这种异类的存在时时提醒骄傲的廓尔喀武士们战败的耻辱，他们甚至怀疑这个异族观察者和“情报收集者”会对他们的未来产生不可预料的影响。驻扎官就如同英国人安插在加德满都的间谍，他的任务是向英属东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