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对一个民族所占有土地的所有权以及他们长期以来所拥有的一种归属意识的承认被视为人类正义的一种原则，这也是罗马法的一个根本原则。在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开端，一些基督教的神学家如弗朗西斯科·德·维托尼亚（Franciscus de Vitonia）就曾规劝欧洲的统治者，作为自由和理性的民族，白人不能“以土著不是真正的所有者为由而去剥夺他们的财产”。^[1]然而，这样的规劝对殖民者的贪欲根本产生不了任何阻遏效果。18～19世纪，凭借着坚船利炮和滑膛枪，英国殖民者强占了澳大利亚土著世代所有的土地，使得他们无家可归，他们被迫栖身在由殖民政府划定的所谓“保留地”内。迨至20世纪中叶，一些保留地也面临不再被“保留”的命运了。在这种情况下，对土地怀有深厚情感以及渴望获得公民权的土著被迫抗争，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维权行动，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有关这一时期澳大利亚土著土地权运动，一些学术著作虽有零星的描述，但鲜见专题性的研讨。本文把20世纪60年代视为澳大利亚土著开展土地权运动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通过对一些案例的铺陈与解析，来揭示这一时期土地权运动的特点及其历史影响。

一

在英国殖民者于18世纪入侵澳大利亚大陆以前，土著民族已在这里繁衍生息了几万年。殖民者不期而至，不仅大肆屠杀当地居民，而且霸占了他们的大量土地。

对于早期欧洲航海家来说，澳大利亚就是一块“未知的南方大陆”。这是长期以来存在于人们想象之中的充满珍禽异兽和各种宝藏的地方。然而，正如到过所罗门群岛的西班牙探险者发现的那样，这里“根本没有香料植物，也没有黄金白银，而所有人都是赤身裸体的野蛮人”。荷兰人阿贝尔·塔斯曼（Abel Tasman）在有关他命名的“范迪门地”（Van Diemen’s Land）的报告中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称此地“并无可牟利之处，只有贫穷的裸体人在海滩上行走；没有稻谷，水果很少，这些人很穷，脾气也不好”。^[2]

17世纪中叶后，英国人开始登场了。威廉姆·丹皮尔（William Dampier）是第一个探寻“新荷兰”的英国人。1688年，他来到澳大利亚的北部海岸。第二年，他故地重游。在返回伦敦后，他对土著的描述是否定的：“这个国家的居民是这个世界上最悲惨的人。撇开他们的人的体形，他们与畜生没有二异。”^[3]18世纪中叶，带着对控制这个区域的可能性的憧憬，英法两国对这里进行新的探索。两国派往该区域的许多船只的名称就表明了其目的性，如“地理号”（Le Geographe）、“自然号”（Le Naturaliste）、“努力号”（Endeavour）、“发现号”（Discovery）、“考察号”（Investigator）等等。随行的有自然史学家、天文学家、地貌画家、生物画师，他们对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进行测量、描述、收集和分类，寻找那些可以培植和利用的植物。在这些探索者当中，最著名的是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他于1768～1779年完成了三次远航。在库克回国呈交有关新南威尔士报告的15年之后，英国政府才做出了正式殖民澳大利亚的决定。1787年5月13日，被任命为澳大利亚第一任总督兼驻军总司令的英国海军军官阿瑟·菲利普（Arthur Philip）率领由11艘船组成的“第一舰队”从朴次茅斯港启航，沿英吉利海峡南下，进入公海，驶向南大西洋。8月7日抵达里约热内卢。稍停几日后启程经过麦哲伦海峡横渡南太平洋。1788年1月26日，船队在今天悉尼歌剧院附近的一个港湾下锚登陆，升起一面米字旗，并以时任英国殖民大臣悉尼勋爵的名字命名为“悉尼港”。菲利普随后宣布这块神秘的南方大陆归大英帝国所有，由此正式拉开了英国在大洋洲殖民的帷幕。^[4]2月7日，阿瑟·菲利普宣誓就任新南威尔士总督兼驻军司令官。也就是说，英国当时既没有得到土著居民允许，也未与土著居民进行过任何形式的谈判，就占领了新南威尔士这片广大的地区。

菲利普总督在早期发给伦敦的一份电报中说：“土著的数量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在白人定居地的周围，土著的数量就多达15000人。其他的船只靠岸后也发现，这个国家的人口比库克所想象的要稠密。^[5]不仅如此，欧洲人很快就感受到了土著对土地所有权的表达。英国的第一支侦察小分队在与土著遭遇时就听到“瓦拉，瓦拉，瓦拉”（warra，warra，warra）的叫喊声，意思是“滚开”（begone）。菲利普并没有料到这样一群粗野之人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