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贵族问题历来是俄国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之一，它涉及对俄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道路的整体性认识和评价，研究苏联时期贵族问题不仅可以填补研究空白，而且是解读苏联剧变原因的一种有益的探索途径。众所周知，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以斯大林模式为代表的体制模式问题。苏联在集权体制下，没有建立起一个公正、和谐的社会，在社会资源分配上建立的“单一性”和“两极性”的社会结构预示着深刻的社会矛盾。上层利益集团贪污腐化，以权谋私，不仅工农大众渴望的平等公正的自由民主化为泡影，而且过去俄国其他社会阶层——贵族、神职人员、资产阶级等阶层被彻底摧毁，数百万人因政治恐怖和虚假指控而丧生，与其相关的俄国的物质和精神文化财富荡然无存，理论与实践的巨大反差是苏联剧变的一个根本原因。

一 帝俄晚期贵族社会地位和作用研究成果

俄国贵族史的研究已有二百年的历史。19世纪，贵族史的研究逐步发展，其结果是19～20世纪之交出版了一系列专著。这些著作致力于研究具体地区和不同时期的贵族状况，以及贵族等级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十月革命后，国家社会结构趋于单一性和两极性，贵族被彻底边缘化于两极社会集团之外，贵族史的研究因此戛然而止。苏联史学界长期以来把贵族描述为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指责他们是一股与工农联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对抗的敌对势力，其研究的关注点是苏联新知识分子的形成、阶级斗争和贵族代表中的资产阶级专家如何为新政府效力。解冻时期重新开始研究贵族，尽管使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但结果相对客观。流亡史学家从现有的事实和有限的年代框架接近贵族问题：出版族谱和几代人的绘画，出版个别贵族家庭的历史和传记著作，出版专门为贵族等级出身撰写的著作。相关经典著作如下：

В.М.卡布赞和С.М.托洛茨基的《1782～1858年俄国贵族人数的变化和分布》、С.М.托洛茨基的《18世纪俄国专制主义和贵族》《16～18世纪俄国贵族与农奴制》关注社会阶级结构转换中贵族的地位、贵族等级与专制政府的相互关系。如С.М.托洛茨基通过对《官秩表》的详尽的研究，揭示了18世纪俄国官僚体制的形成及特征：贵族是俄国官僚体制上层的核心成员，平民知识分子则是俄国官僚体制中的下层官员。此外，作者指出，俄国国家机构不同部门之间职能制度化、等级化；打破门第制度，依据个人的任职年限、能力大小、教育程度择优取仕；以日常的货币俸禄取代土地和实物赏赐，以此改变官员的物质生活条件；封建贵族化是18世纪俄国官僚体制发展的基本特征。他把贵族服役的某些方面紧密地同专制主义官僚体制的形成相联系。^[1]

А.П.卡列宁的《1861～1904年改革后俄国贵族：成分、人数、团体组织》在统计数据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贵族等级的社会成分和人数、社会地位、团体组织的特征、贵族团体组织的请愿活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速度较慢使贵族的资本主义化进程滞后。农奴制废除，阶级分化，土地成为财富的主要标志，因此，贵族不再把服役作为追求的理想，他们逐渐脱离服役事务，在地方机构成为起主导作用的领地贵族，极力反对国家的改革方针，最终成为20世纪俄国改革的阻碍者。^[2]

Ю.Б.索洛维约夫的《19世纪末期专制政府和贵族》《1902～1907年专制政府和贵族》《1904～1914年专制政府和贵族》系列著作研究了19世纪末至1914年俄国贵族史，以及专制政府与贵族的相互关系。他强调分析维特与贵族在俄国发展道路选择上的争论；分析了政府和贵族右翼，首先是大土地所有者与政府在政治层面的相互关系；指出一战初期，贵族正在经历痛苦的转折，资产阶级的发展趋势已启发到贵族最先进分子，而顽固保守的贵族势力抵触它，1914年贵族危机的加剧与大批贵族不愿被纳入资本主义发展轨道、希望保留往日封建特权紧密相关，正因如此，贵族力图以自己的意图改变沙皇。^[3]

B.С.佳京的《1907～1911年专制政府、资产阶级和贵族》《1911～1914年资产阶级、贵族和沙皇》认为，从沙皇和保守贵族的立场来看，国家不愿意也不可能在经济和政治结构方面进行深刻的改革。在这个时期有以贵族联合会为首的正统主义派和以斯托雷平为首的波拿巴派，两派的矛盾斗争影响了沙皇政府的决策。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贵族的经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