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2010年期间，国家在原有西部发展基础上，充分发挥西部地区有利条件，进一步壮大西部地区农业、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基础产业和优势产业，扎实推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断完善了西部基础设施，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经过十年的努力，西部大开发成果显著，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同时，社会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然而，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环境污染严重、产业结构不合理、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与东部地区相比，社会发展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对西部各省区市社会发展水平进行及时的评价与分析是非常必要的，其对于提升西部区域社会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 西部地区社会发展水平指标体系

（一）社会发展的内涵

长期以来，国内外研究学者对于社会发展的研究，主要从两个角度开展：一是对于社会发展观的研究，即对发展内涵的研究，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二是对社会发展策略的研究，即发展的路径研究，主要集中在“怎样实现发展”的问题。马克思依据生产关系的形式，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三大阶段、一种形态，并且在“公有制社会-私有制社会-公有制社会”的框架中界定了社会发展，他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是一种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1]；涂尔干认为，社会发展将最终表现为一种和谐的社会状态，并呈现稳定-静态和谐-动态和谐的模式性发展。刘祖云认为，“社会发展是一种从落后走向先进的社会动态过程，又是一种从低级走向高级的社会动态过程”。^[2]

综合西部地区自然禀赋、人文历史、社会结构等多方面的特征，对于现阶段的西部地区而言，可以将西部社会发展理解为，在中国社会加速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整体背景之下，西部在实现社会生产力水平跨越式提升的同时，统筹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整体提升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构建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的理想社会形态的发展进程。

（二）国内外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现状

“社会指标”（social indicator）一词，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学家雷蒙德·鲍尔（Raymond Bauer）在其1966年发表的《社会指标》一书中提出，很快成为社会学中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概念。1970年，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提出了包含出生时预期寿命、职业教育入学比例、能源消费等16个指标的社会发展水平指标体系；1975年，海外发展委员会（ODC）在其发表的《莫里斯全球社会估价模式》中，首次提出“物质生活质量指数”（The Physical Quality 0f life index，PQLI），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人民经济福利和生活水平；1984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理查德·J.埃斯蒂斯（R.J.Estes）教授首次提出社会进步指数（Index of Social Progress，缩写为ISP），社会进步指数共包括36个指标，涉及教育、健康、妇女地位、国防、经济、人口、地理、政治参与、文化、福利等10个领域；1988年，阿历克斯·英格尔斯（Alex Lnkeles）提出包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3000美元以上、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低于12%～15%、平均寿命在70岁以上等10项指标在内的现代化社会评价指标体系，被国际社会广泛应用于评价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水平中；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出版首份《人类发展报告》，提出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缩写为HDI），该指数是现行国际上衡量各国或地区人类发展状况的权威指数。

目前，多个国家已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美国的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包括11类内容，重点突出了国家竞争力水平、经济增长率、新增就业岗位等战略性目标；日本的“国民生活指标”由生活领域、关心领域、主观意识三个部分组成，重点突出了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人民生活质量等战略目标。

20世纪80年代，吸收国外社会指标设立经验并结合中国国情，我国的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开始初步建立。1988年，由社科院社会学所、美国所和国家统计局三个单位合作承担的社会指标体系正式列入“七五”社会科学重点课题；1989年，中国社科院技经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编写了《社会指标的理论与实践》一书，采用了更全面、更系统的社会指标描述了社会发展状况，并揭示了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并试编了综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