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调研基本情况

（一）调研的背景和意义

1.西部地区法治发展是中国法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如何构成、法治发展呈现何种特性，取决于该国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具体国情和发展道路。不同国家法律传统、政治制度和立法体制等因素的不同，决定了世界法律体系、法治发展状况的不同和多元化。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当代中国人民选择的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与基本国情相适应，中国宪法和法律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一元多层次的立法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也呈现内在统一而又多层次的结构特征^[1]。因此，在法治统一的旗帜下，东部、中部、西部等社会经济行政区域的不同，决定了中国区域法治发展的独特性。作为规制主体行为尺度的法律，在制定、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反映人们的想象、信仰、好恶、情感、偏见以及特定文化，而这些都会影响区域法治发展，就西部地区而言就表现出“西部特色”。

中国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广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西藏、新疆、内蒙古等12个省区市，疆域辽阔，人口稀少，是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全国尚未实现温饱的贫困人口大部分分布于该地区。在目前我国已认定的55个少数民族中，有将近50个居住在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

中国西部地区法治发展相对于中国整体法治发展而言，反映出以下特性：一是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决定了现代法治所必然依附的社会物质条件贫乏^[2]。具体表现为西部地区法律专业人员的紧缺、流失和断层。经济欠发达、生活条件艰苦、自然环境恶劣、福利待遇偏低等原因，难以吸引符合条件的法律专业人才。我国律师队伍已经发展到了17万多人，而目前整个西部仅有3万律师，尚有200多个县没有律师，西部地区一个省的律师收入可能不及东部一个中型律师事务所。西部“法官荒”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越边远、越贫困，其案多人少、法官断层的问题就越严重。据报道，在云南，德钦县、镇康县法院只有10名法官，还有一批基层法院法官人数不足20人。在南涧县法院公郎法庭，5名工作人员中，只有庭长龙进品一人是法官。他每年办案100多件，而且“从立案、审判到执行再到接访，什么都管”^[3]。二是多民族呈现的多元性特点，决定了西部民众的法律观念、法律认同和法律行为，在受国家成文法影响的同时，还受到以宗教教规与民族习俗为主体的民间法之影响^[2]。市场经济不够发达，决定了西部地区一些地方仍然属于熟人社会，旧有秩序主要靠人情及其规范表现——人伦来调整，人们比较地注重“关系”，讲究“人情”。因此，研究西部地区法治发展状况，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

2.人权保障是法治国家的基石

虽然不同语境、不同国情、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权内涵和外延不同，但在排除人权上的差异性和历史性之后，“只因是人，皆有人权”的共识^[4]，形成了《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法律规范，更成为各国国内法的重要内容。

作为第一重要的法律主体，“人”应该享有的、最低标准的权利保护范围，基本涵盖了一个国家法律体系的全部。在宪法赋予公民基本权利的基础上，随着2004年中国宪法修正案第24条增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人权保障原则成为中国宪法所确立的、具有独立规范价值的宪法原则。该原则的确立，突出了人权在我国国家生活中的坐标与功能，使人权从一般的政治原则转变为统一的法律概念，并预示着国家价值观的深刻变化^[5]。“中国宪法全面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制定了一系列保障人权的法律法规，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保障人权的法律制度，依法保障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和宗教信仰自由、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以及社会保障权、受教育权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权利得到切实维护”。^[6]在宪法原则下，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程序法等不同法律部门，或直接或间接、或正面或反面地从各自角度，对人权保护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规范，给予具体落实。

人权保障是中国法制国家建设的基石，人权保障原则是中国国家价值观深刻变化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