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民族问题发展成为重要的政治问题。民族政治是多民族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阶级政治、政党政治及社会政治一道，在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舞台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20世纪90年代初期，埃利克·霍布斯鲍姆等人曾断言因民族国家体系的调控能力在“调节跨民族进程特别是经济流通问题”方面存在的有限性，将会导致民族主义时代的结束。其后，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林林总总的表现，让世人不得不对上述断言一再产生怀疑。回溯在2015年的国际舞台上民族主义展示给世人的方方面面，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民族主义尚未走向彻底衰落。

一 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民族主义

众所周知，从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角度而言，民族主义现象诞生于近代欧洲。其骛求的外在表达形式，是建立以领土政治为基础的“民族—国家”，当时的理论家将之简化为“一个人民，一个民族，一个国家”（one people，one nation，one state）理论。

实际上，这个公式是建立在相对强势人民的政治运动和相互妥协的基础之上的，没有或很少考虑到相对弱势人民的存在。早期的民族主义理论家把“人民”（people）界定为一种历史形成的具有语言文化同质性和利益一致性的人们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与领土和政治权利联系起来而成为“民族”（nation）。作为“民族”应当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state）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和避免民族间的冲突，认为现代世界的基本政治单位应当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然而，为了给这种政治运动提供理论支持，证明其合理性和合法性，人们提出了上述貌似适用一切人民的“一个人民，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公式。在这个公式中，所谓“一个人民”，就是指具有语言文化等同质性的人们共同体；所谓“一个民族”，就是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土等方面统一起来的“人民”；而这样的人民和民族，需要有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作为自己的保护外壳。

事实上，“民族—国家”不过是一种理想化的国家建构模式。综观当今国际舞台上的主权国家，95%以上都是多民族国家，符合“一族一国”的案例十分有限。值得注意的是，古典民族主义理论所阐释的愿景，其传播范围的广大、影响力量的经久不衰，不仅超出诸多学者、政治家和普通大众的想象力，恐怕连其缔造者也始料不及。在“一族一国”理想激励和引导下，一些因历史等复杂原因而形成的“无国家民族”，不断与“多民族国家”的国际秩序相抗衡，不甘接受现实和世界国家格局，这是造成当今一些国家和地区民族冲突不止的原因之一。“古典民族主义理论”成为分离主义者所推崇的思想理论武器。

在当今国际舞台上，“具有极端民族沙文主义性质的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泛蒙古主义等思潮都与‘古典民族主义理论’不无关系”^[2]。生成于19世纪80年代深受沙俄迫害的鞑靼族知识精英中间的泛突厥主义（Pan-Turkism），以极端民族沙文主义为特质，极力主张突厥语族族体合而为一，共同建构由奥斯曼帝国苏丹统治的大突厥帝国。泛突厥主义思潮问世后，从鞑靼人生活相对集中的克里米亚、伏尔加河沿岸、阿塞拜疆地区，逐步扩展至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突厥语族族体聚居地。19世纪末叶，泛突厥主义思潮传播至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并受到推崇。作为近代以来伊斯兰社会的一种社会思潮，泛伊斯兰主义（亦称“大伊斯兰主义”，Pan-Islamism）强调全球穆斯林在信仰、历史、文化、利益和诉求等方面的共同性，号召所有穆斯林团结起来，组成由德高望重的哈里发领导的伊斯兰共同体，开展“圣战”对抗入侵的欧洲殖民者。据考证，俄罗斯学者弗·谢·索罗维约夫是首位将“泛蒙古主义”（панмонголизм）作为术语提出并加以使用的。当然，今天我们所言的“泛蒙古主义”与索罗维约夫所谓几乎等同于“黄祸论”的“泛蒙古主义”大相径庭，该主义号召“全世界蒙古人联合起来”，以捍卫“民族血统的纯洁性”为旗帜，主张将当今蒙古国周边的主权国家中国和俄罗斯的一些区域变为蒙古国的组成部分。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泛蒙古主义思潮的共同性在于，强调以“共同历史文化”和“共同利益愿望”为认同基础，以实现“民族独立”为旗帜，以打破既有、主权国家边界和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