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世界银行报告，中国从2000年开始，基尼系数就跨过了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达到0.469，2007年是0.48。有专家认为，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对于当前我国而言，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已经成为扩大内需和转变增长方式的瓶颈和障碍，也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源头。因此，必须大力推进各项改革，特别是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分享型增长。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核心是解决职工工资过低问题，必须切实提高职工工资，切实增加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一 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制约着我国经济的良性循环

（一）我国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分配不公的现象趋于严重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劳动报酬占比持续下降，1997～2007年，中国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至39.74%；而同期资本收入占比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上升至31.29%；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0.95%上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和中央与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

2000年以来，广东省的工资涨幅已经连续多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1978～1983年年均超过60%；1984～1994年在60%～50%之间；1995～2003年在50%～40%间波动；2004年以来不足40%；2006年为38.7%，社会财富快速向企业（也就是资本）和财政倾斜。

（二）劳动者收入低，是制约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内生性增长的瓶颈

消费不足是中国经济长期面临的痼疾，而造成消费不足的原因中，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过低，是主要原因之一。特别是占劳动者大多数的农民工工资，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使这个最具消费潜力的群体无法扩大消费支出。也就是说，一方面是投资的不断扩大、生产效率的不断提升，社会总供给迅速增加；而另一方面是收入增长幅度远低于社会生产的增长幅度，购买力相对下降，造成消费力不足，社会总需求无法跟上总供给的增长。

中国近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国的“人口红利”，依靠劳动力低廉的成本优势的“中国模式”，虽然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但这种模式显然建立在“利润挤压工资”的畸形分配的基础上。

那么，农民工的消费意愿和消费状况究竟如何呢？

据深圳市总工会2011年完成的《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包括加班工资在内仅有1838.6元，仅为2009年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47.3%，90后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更低，仅有1548.6元，他们一年的总收入，在深圳连1平方米的住房都买不到。在消费支出上，新生代农民工月平均消费1211.9元，占其全部收入的65.9%，略高于上一代63.6%的消费率。考虑新生代大部分未婚、没有需要抚养的子女等因素，可见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中，更多的用于个人的消费支出。

新生代农民工有86.9%的人寄钱回家，每年寄回家平均数为4244.2元，占其总收入的19.2%。毫无疑问，即使他们寄回家的钱，也是为了补贴家用，必将很快转化为现实的消费。新生代农民工有56.9%的人有储蓄习惯，平均每月储蓄452.5元。其中43.1%的人除了给家里寄些钱之外没有任何储蓄，是名副其实的“月光族”。新生代储蓄的目的主要有子女教育、回家盖房、自己学习培训和买东西。其中用于子女教育的有37.7%，回家盖房的有37.4%，自己学习培训的有34.2%。

显然，低收入农民工的消费意愿强烈，但在目前的低工资模式下，他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收入低、缺乏消费能力。因此，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水平，是建立以国内消费为主导的内生性、可持续发展模式的重要环节。

低劳动成本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的确降低了产品的成本，获得了出口的价格竞争优势，但另一方面由于收入太低，则势必导致居民购买力的低下，从而导致消费不振。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只能依赖出口，但当外部需求下滑的时候，因国内市场未能形成一个与经济增长正相关的消费能力，所谓的“产能过剩”就这样出现了，这是一个普通的经济学原理。

显然，低廉劳动力既是“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所在，也正是其目前困境的根本原因。将中小企业的困境归结于劳动者的最低工资的提高、归咎于《劳动合同法》，不仅荒谬，而且血腥。

（三）劳动者长期的低收入模式损害社会公平、社会稳定和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