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7年10月 |
一 前言
增长方式是指在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过程中,在宏观和微观的层面上,生产要素和其他投入品的配置方式,最终表现为增长结果对不同效益源泉的依赖程度。在一个描述经济增长的生产函数中,在常规生产要素即资本、土地、简单劳动和人力资本带来的产出增长之外,还有一个产出增长的残差值没有被解释,这个额外的产出增加就是技术进步或者效率的改进所带来的,通常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或TFP)。该因素在经济增长中贡献份额的大小,通常成为经济学家判别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准(Krugman,1994)。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通常体现在相对丰富的自然资源或初级产品上,表现为农业经济相对大的份额,或者初级产品出口的较大份额。但是,依靠不可再生资源维持增长是不可能长久的,因此,这种增长方式终究要遇到一个转折点,即从依靠资源转向依靠可再生的物质资本的积累。一旦实现这个转折之后,资本及其积累水平在经济增长中就开始成为至为重要的要素。由于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资本积累并不能无限地保持经济增长,终究要遇到第二个转折点,即把经济增长源泉转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或生产率提高。在这个转折点上,国家之间会发生分化,经验表明有三种可能的路径。第一种是实现了这个转变,生产率提高成为持续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例如,从TFP提高对增长的贡献来看,美国在1948~1973年期间高达52.5%,在1948~1996年期间为35.3%(Hulten,2000)。第二种是没有实现这个转变,如由于劳动力短缺造成资本报酬递减,从而未能保持其高速经济增长的苏联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第三种是一些人口转变完成较快,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增长,创造了充足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这样的经济增长条件,使得资本报酬递减过程后延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一旦劳动年龄人口不再增长,老龄化过程加速并加深,经济增长可资利用的人口红利便消失,增长源泉必须转移到依靠生产率的提高从而有第三个转折点(图1)。
图1 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可持续性
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先例表明,单纯依赖生产要素投入实现经济扩张、生产率没有实质性增长的国家,尽管在一定时期内也可能实现高速增长,但是,最终都被证明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以下称东亚经济)创造的所谓东亚奇迹,在非常显著的程度上可以归结于人口转变(Bloom and Williamson,1997;Williamson,1997)。由于人口转变的成功,这些经济的人口年龄结构较早进入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阶段,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都有利于经济增长。在1970~1995年期间,东亚经济实现了年平均6.1%的人均GDP增长率,高于其稳态增长率4.1个百分点。根据估算,其间人口转变的因素贡献了1.5~2.0个百分点,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高达1/3~1/2(1.5或2.0除以4.1)(Williamson,1997)。随着这些经济体迎来它们增长的刘易斯转折点,其生产率提高的速度明显加快,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渐加大(Bhagwati,1996),最终实现了增长方式从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投入,到依靠生产率提高的转变。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苏联时期就是一个经常性的口号,但是囿于体制因素,这个转变最终没有实现,并导致苏联经济的崩溃(吴敬琏,2003)。在中国,早在“六五”期间就已经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迄今为止,增长方式的转变仍然没有实现,在某种程度上,过度依赖物质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在最近几年达到了它作用的顶点。回顾增长理论与国际经验可知,由于在不同的增长阶段上,经济赖以增长的主要源泉是不一样的,与之相适应的增长方式在一定的时期也具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只是当一种增长源泉从式微到耗竭时,为了开发新的增长源泉,增长方式的转变才是必然的要求。本文拟从劳动力短缺和工资成本上升表现出发,分析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赖以实现的原因,揭示增长方式转变的迫切性,并且提出政策建议,探索何以中国可以避免苏联覆辙,而创造继亚洲四小龙之后的另一次可持续增长奇迹。
二 人口红利维持了依靠投入的增长方式
在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经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阶段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在时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