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对居民幸福感的关注逐渐增加。德国计划在两年半时间里就改善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统计办法提出建议，将教育、环境、社会文化、生活品质等更多人性化指标融入统计当中。英国首相认为，英国国家统计局应该评估英国社会的“总体康乐”状况。世界上最先将幸福感指标引入国民经济发展统计的是小国不丹。不丹从1972年起舍弃GDP等传统统计方法，开始用“国民幸福总值”（GDH）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不丹，“幸福指数”却名列前茅（李佳，2012）。在中国，“幸福社会”成为多地的施政目标。2007年，中国国家统计局推出“幸福感”这一软测量指标，用来衡量中国国民生活质量高低和社会发展程度。这一概念已经进入众多省市的官方文件，成为地方政府的施政目标。截至2015年，已有10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幸福城市”。十八大以后，居民的幸福感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就中国的实际情况来说，国民的幸福感水平明显滞后于GDP增长。因此，我们应该关注提高公众幸福感的具体方法和保障措施。

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概念是Wanner Wilson（1967）在其《幸福的相关因素》中首次提出的。在Wilson的研究中，幸福被定义为拥有年轻、健康、良好的教育、性格外向、良好的收入、积极、安全感、信仰、有尊严的配偶关系、适度的愿景以及智慧。学者们在Wilson的研究基础上定义了SWB，即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影响因素。Diener（2000）认为主观幸福感是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作的整体评价，包括认知幸福感和情感幸福感。认知幸福感被定义为个体的价值观以及生活满意度；情感幸福感即个体生活中的情感体验，包括积极情感（快乐、轻松）和消极情感（抑郁、焦虑、紧张等）。主观幸福感“不是某种转瞬即逝的情绪状态，而是基于知觉或反省所获得的某种切实的、比较稳定的感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Daniel Kahneman认为幸福感与国内生产总值一样应该成为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准。

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多种多样，最基本的因素是收入（经济发展水平）。除收入因素外，还有很多因素影响着我们的幸福感，如别人的收入（Layard，2002），健康、婚姻、单亲、信任、宗教信仰（Helliwell，2003），失业和职业的种类（Layard，Clark，Knapp，& Mayraz，2007），房屋质量、当地设施（Brereton，Clinch，& Ferreira，2008），是否乘车上下班（Stutzer & Frey，2006），看电视、社会关系指标和人际资源、是否和邻居有很好的关系（Putnam，1995；Bruni & Stanca，2008），环境质量因素（包括气候、噪音和空气质量）（Welsch，2006；Rehdanz & Maddison，2008）等。

国内的幸福感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宏观因素的影响，例如经济发展水平、价值观或心理健康状态。大部分研究关注的是特定人群或特定地区的幸福感现状以及影响因素，如农民工、领导干部、教师或少数民族地区等。关注城市居民的幸福感研究为数不多，主要为城市的发展水平、城市规模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

倪鹏飞等（2012）以中国地级以上城市数据为基础，利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对幸福感的空间分布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检验。研究结论表明，中国城市幸福感呈现出典型的俱乐部特征并带有显著的地域差异。幸福感作为一种较为长期稳定的指标，受到前期条件、城市人均储蓄状况、公共服务等变量的影响，而城市人均GDP、基础设施、城市特征等硬性指标对幸福感影响甚微。袁正等人（2012）利用2002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城市规模与居民主观幸福度的关系。结果显示，二者存在显著的倒形关系：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居民主观幸福感随之增加；当城市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居民主观幸福感将随城市规模的扩大而降低。

黄永明等（2013）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评估了环境污染对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戴红军等（2015）以NO₂和颗粒物浓度作为环境质量的代表，对环境质量和收入水平与居民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按性别进行了分层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质量、收入水平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方向是一致的，即环境质量的改善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会增加居民的幸福感。而环境质量、收入水平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程度有差异：环境质量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女性大于男性；而收入水平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则相反，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