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近年来，频发的环境事故与环境污染引发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持续关注，也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例如，中国的“十三五”规划纲要^[1]首次提出“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并将“生态环境质量的总体改善”列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目标和要求，把“绿色发展”列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事实上，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研究已经成为心理学、社会学、环境科学等领域共同关注的研究主题（刘贤伟、吴建平，2013；洪大用，2006；周志家，2011；Zhang et al.2014）。一个普遍的共识是，了解人们对于环境问题的意识、态度和行为有助于理解人类与环境互动时的行动逻辑，对于保护生态环境有重要的价值。近年来，国内外许多研究者都从亲环境行为（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的角度探讨了人们的环保行为（刘贤伟等，2013；Truelove，2014；Larson，2015）。亲环境行为是指“能够对提高物质或能源的实用性产生积极影响的行为”以及“能够积极地改变生态系统或生物圈的结构和动力的行为”（Stern，2000）。亲社会行为是一个相对上位的概念，既包括绿色出行、回收等日常生活中的环保行为，也包括人们针对环境事件发起的环保行动，还包括人们对全人类甚至整个生态圈所抱持的一种积极理念及态度（张庆鹏、康凯，2016）。因此，从亲社会行为的视角进行研究能从多个侧面折射出当前中国社会中民众保护生态环境的意愿和行为，并从人的角度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决策依据。

在有关亲环境行为的研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是探索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既往的研究多从人口统计学变量和心理学变量的视角予以探讨，涉及的影响因素包括性别、社会阶层、文化规范和情绪等。鉴于亲环境行为常常指向某个范围内的客观环境，一些研究者指出，亲环境行为与个体对“所在地”的依赖程度密切相关。例如，Zhang（2014）在一项针对中国社区居民的研究中发现，居民的场所依恋（Place Attachment）能显著地正向预测其亲环境行为。事实上，“所在地依恋”的前提是居住的稳定性。已有研究发现，居住稳定是保障“所在地依恋”与“所在地投入”的重要前提，而居住地流动则会导致对“所在地”较低的情感投入和行为投入（Oishi et al.，2015；2007）。值得注意的是，居住流动和传统的人口流动并不能完全等同。鉴于中国的户籍制度，人口流动在中国特指“人户分离”这一现象（杨菊华，2009），而居住流动性是指人们在一段时间内搬迁住地的次数（Oishi et al.，2010）。有居住流动经验的个体既包括流动人口，还包括在搬迁居住地的过程中户口随迁的那部分人群。然而，仅流动人口这个群体在中国的总人口中就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2]显示，中国在“十二五”时期的流动人口年均增长约800万人，于2014年末达到2.53亿人，超过总人口的20%；而到2020年，中国流动人口将逐步增长到2.91亿，年均增长600万人左右。由此可以推测，有居住流动经历的人群在中国总人口中占有更大的比例。考察该人群的环保意识和环保行为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评估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那么，人们居住地的迁移是否会给生态环境造成进一步的压力？居住流动性是否和亲环境行为存在负向的相关关系呢？本研究将针对这些问题展开分析。

二 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中采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心态课题组于201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社会心态调查（Social Mentality Survey）。本次调查通过凯迪公司研发的问卷调研手机软件“问卷宝”进行问卷推送。推送方式是首先向“问卷宝”在线样本库的全国用户（共约110万人，覆盖全国346个地级城市）推送，再依靠用户分享问卷的方式来进行滚雪球式推广。问卷收回后，课题组利用测谎题、答题完成情况等对问卷进行筛选。调查最初共收回全部作答问卷19543份，经筛选后最终得到有效成人问卷15870份，问卷有效率为81.2%。被调查者年龄范围是18～70岁，平均年龄为26.9±8.21岁。该次调查对象的具体情况见表1。

表1 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表1 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续表

（二）调查工具

1.居住流动性

本次调查采用三个指标用以测量居住流动性，分别是：（1）客观居住流动性，采用大石重宏等研究者（Oishi et al.，2012）在既往研究中采用过的测量方式，请调查对象回答在其“小学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