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国内人口的流动和迁移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活跃。据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95～2000年省际迁移人口规模仅为3228.21万人，到2005～2010年业已增至5499.39万人，10年间省际迁移人口规模增长了2271.18万人，增长率高达70.35%（王桂新、潘泽翰和陆燕秋，2012）。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六普”时期，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跨省迁移的人数为7929万人，而“五普”时期仅为4713万人，跨省迁移的人口数在总的迁移人口中所占比重由原“五普”时期的29.38%上升到“六普”时期的32.56%，年平均总人口迁移率也由10.94‰上升为17.31‰（于潇、李袁园和雷峻一，2013）。可见，中国人口流动和迁移规模自2000年以来呈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与人口迁移和流动相伴随的是流动和迁移人口的工作流动和居住流动，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心理变化。现有关于流动和迁移的研究主要是从流动的客观指标（如工作流动或居住流动）对个体产生的影响进行阐述，较少关注个体对流动本身的看法以及由这种看法而衍生的一系列心理影响，本研究试图从心理层面揭示人们对于流动本身的看法及由此产生的影响。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由关系网络建立的关系型社会，关系的建立和维护较为稳固，关系的破裂和重新寻求较为不易。人口迁移和流动的日益频繁打破了关系较为固定和静止的传统熟人社会，人们越来越多地离开自己业已建立起来的稳固关系，流入非熟人社会，生活于“生人社会”。如何在“生人社会”中建立起关系网络是流动或迁移个体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流动或迁移个体将因自身所从属的群体或组织的不同从而影响他们建立新友谊的机会和数量。人们对于自己所处地周围人寻找新伙伴和建立新的伙伴关系机会的看法，势必将影响他们在流入地的适应与融入，并进一步影响他们在当地的居住时长和搬迁意愿。个体对其所属群体中群体成员寻找新伙伴和建立新伙伴关系机会的看法就是关系流动性（Relational Mobility）概念的核心所在（Yuki & Horikawa，2007）。

关系流动性强调的是个体对周围的人们对周遭社会环境特点的看法，以及这一看法反过来如何影响个体的心理与行为。Yuki和Horikawa（2007）的研究发现，流动性的高低将影响人们关系网络的建立。在高流动性情况下，个体选择新伙伴的机会较多，他们可根据自身需要选择新的伙伴关系或重新组合新的伙伴关系；而在低流动情况下，个体可选择新伙伴的机会较少，他们较难突破现有的关系网络，难以选择建立和重组新的伙伴关系。Zhang和Li（2014）研究发现，关系流动性与社会文化适应相关，自尊和亲密友谊在关系流动性和文化适应的关系中起着调节作用。Li等（2015）研究发现，关系流动性与谨慎的亲密关系（Cautious Intimacy）呈负相关。个体知觉到的关系流动性程度会调节人们在亲密关系中的自我揭露（Self-disclosure）程度。在高关系流动性的社会，人们将更强的自我揭露程度作为社会许诺的纽带（Schug，Joanna，and W.Maddux，2010）。由此可见，持有较高关系流动性的个体较易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在人际交往中自我揭露程度更高，也较容易适应不同的文化背景。

关系流动性是一个客观的社会生态心理学指标。社会生态心理学关注个体与环境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和相互塑造。社会生态既包含了自然环境也包含了社会环境，社会生态心理学的指标涉及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宗教系统、地理、气候、社会人口结构等宏观结构对个体心理和行为的影响（窦东徽、石敏、赵然、刘肖芩，2014）。流动性是一个较为宏观的概念，而关系流动性则是侧重个体的心理层面，本研究拟从宏观大环境与微观人口学变量等视角分析不同类型的关系流动性水平。由于数据所限，本文中宏观因素选取个体居住的地域、居住的省份、居住的城市类型、居住地区以及居住社区的类型这些较远端因素，探讨他们对个体知觉到的关系流动性程度的影响；微观因素则选择人口学变量这类较近端的因素探讨其对个体持有的关系流动性程度的影响。此外，研究进一步从心理层面探讨人们的搬迁意愿如何受到他们持有的关系流动性的影响。

二 研究方法

（一）样本选取

本次社会心态调查（CASS-KDnet Social Mentality Survey 2016）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组织，于2016年8月1日到9月30日，通过凯迪数据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