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5年度传统音乐保护概述

2015年，传统音乐保护，在名录建设、抢救记录、演出宣传、传承传习、学术研究等方面，都有新的变化。

2015年，国家层面上，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和传承人未被认定。各省方面，内蒙古、广东、贵州、河南、辽宁、山东、陕西、上海公布了新一批代表性项目名录，甘肃、河北、吉林、山西、天津、安徽、北京公布了新一批代表性传承人名录。其中，8个新公布名录省份的传统音乐新增项目共计28项，包含民间音乐23项（民歌类12项，民间器乐类10项，说唱音乐1项），宗教音乐3项和文人音乐2项，表明民间音乐仍是传统音乐类名录建设的主体。

抢救性保护方面，2015年文化部开展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其中也包括传统音乐。以张振涛主讲的传统音乐抢救性记录工作规范培训班为例，他通过“阿炳案例：年龄的官司”等鲜活案例，以及乐器、乐谱、音乐班社与民俗活动等方面注意事项，诠释了对传统音乐传承人特有的抢救性记录工作方法。

演出宣传方面，新兴大赛不断涌现，其中一些赛事给予演唱语言以规范性，来保障原生态，比如首届“照那斯图杯”八省区长调歌曲大赛规定歌手必须用蒙古语演唱；^[1]首届中国甘南少数民族民歌展演也规定所有参赛作品必须用少数民族语言演唱^[2]。在传统音乐被流行文化不断歪曲包装的当下，恢复民歌手对于原生境和母语的依存显得尤为可贵。与此同时，网络歌圩、民歌微访谈、民歌微电影、民乐远程教学等，在年内也非常活跃，构建了传统音乐在“互联网+”模式下的新语境。

传承方面，随着社会经济变迁与现代人审美方式改变，在传统音乐自然传承面临危机形势下，2015年，一些地区正在寻找更加适应当代人心理和物质需求的传统音乐传承激励机制、联合培养机制、人才发掘机制和普及机制，如巴尔虎长调传承驿站所尝试的“高校+旗+驿站”创新运行模式^[3]；内蒙古文化厅开展针对长调、呼麦、马头琴三项“世遗”传承的“千校万户计划”^[4]；陕西省文化厅“2015中国陕北民歌传承与创新工程”，则包括推出新时代的陕北民歌原创作品，打造陕北民歌驻场演出剧目和“陕北民歌故事”系列影视作品等^[5]。有的地区从特殊群体中寻找传人，解决传统音乐传承乏人的窘境，如左权民歌开花调传承人刘红权与晋中市特殊教育学校联合成立了民间音乐传习所招收盲人学生^[6]，福州市盲校成立了一支市盲校十番乐团并已成为了当地的“明星乐团”^[7]。盲乐师（瞽师）、盲人乐社古已有之，师旷、阿炳更是历史上有名的盲人音乐家，因而培育特殊群体并以此拓展传承土壤，就当前实践来看也是可行之策。此外，“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培训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实施，但群研班以传统工艺美术为主，还未涉足传统音乐领域，遗憾之余，也表明传统音乐如何有效扩大传承人群并提高其传承素养，还需进一步探索。

传承与传播活动使得传统音乐热度不衰，相应的创意产业也活跃起来。2015年成立的小黄传歌河侗族大歌专业合作社^[8]，有承接表演、侗歌传承、对外教歌、外出表演、销售民族乐器等多元功能，是一次较新的尝试。黄山歙县徽州古城国庆期间推出“徽州民歌对唱”活动^[9]，游客也可参与对唱互动，在传统的观光旅游更多被深度游取代的当下，传统音乐的体验式项目将呈现广阔前景。

2015年，学界也针对传统音乐开展较多研究工作，如“中国传统多声部音乐形态研究学术研讨会”“第四届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与学科建设研讨会”“2015年海峡两岸中小学音乐教材比较暨两岸传统音乐即兴创作教学法学术研讨会”“2015中国广州第二届岭南传统音乐研究与传承学术研讨会”等。其中，有些研讨会的组织形式较之以往更为灵活，如“2015北京民族音乐研究与传播基地学术年会”，通过三场国乐学术沙龙等，展现出“研究基地”这一模式比一般“学校—院系—教研室”更为灵活的组织形式^[10]。中央音乐学院新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中心，并在其承办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工作会议”期间，穿插了三场传统音乐传承人的现场教唱与互动的工作坊活动^[11]，增强了互动性。

学术研究方面，2015年学界新关注的论题“传统音乐的资源化和数字化”，屡见纸端。针对传统音乐资源的开发利用，教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