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5年民俗类非遗传承与保护的总体概况

近十多年的非遗保护运动中，中国政府投入了巨大的力量，使过去被边缘化的民间文化上升为具有正面价值的民族文化或公共文化。这场运动掀起了一股全民性的对传统文化的价值重估和意义反思潮流，而且这一潮流也将会继续持续和深入。政府在这场运动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它通过一场运动达成了诸多关注底层文化的学科如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等长期以来在社会关怀方面的诉求，使以前只在小范围内被肯定的底层文化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和认可。

2015年民俗类非遗保护工作继续有序推进，各地相继公布了民俗类非遗名录及非遗传承人情况。上海、陕西、山东、内蒙古、辽宁、广东、河南、贵州等8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布了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其中民俗类非遗项目共62项，约占总数的13%。此外，广东、贵州、河南、内蒙古、上海、山东等6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布了非遗扩展项目，民俗类非遗共27项，约占总数的13%。新疆、甘肃、广西、河北、山西、天津、北京、安徽、吉林等9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布了省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录，其中民俗类传承人共105人，占总数的10%。

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各种非遗展演与非遗传承教育相结合。其中民俗类非遗项目依托传统节日、庙会等，以民俗文化节、庙会、神诞的形式，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同时对非遗进行展演，实现了对民俗文化的传承与传播。^[1]非遗的传承始终离不开对新生代群体的文化普及和对基层广大民众的宣传，各地非遗项目也逐步进入校园、社区、乡村礼堂等，拉近了与民众日常生活的距离并扩大了影响。^[2]除了大型展演以及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等这些常规性活动外，国家与地方各级政府十分支持探索互联网时代的非遗文化保护的新路径。^[3]非遗与互联网的这一场“热恋”成为2015年非遗保护实践中的一个“热点”。媒体和非遗保护工作者都在思考互联网思维是否能缓解或解决非遗保护所面临的一些困境。

研究者对结合现代数字技术及文化创意产业对民俗资源进行创新开发也有所关注和探索。如谢军通过对深圳市级开丁节这一民俗类非遗资源的深入调查和发掘，借助艺术设计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媒体知识和手段，开发出两本绘本及配套的周边产品，以实现对开丁节这一民俗非遗项目的保护和宣传。而其中作为家庭普及亲子读物的绘本，不仅有益于培养新一代传承群体，也为民俗类非遗项目创造出一种可能的保护措施。^[4]

此外，以往学者对于非遗的保护性开发，特别是在民俗与旅游开发方面已有很多讨论。2015年也有一些论文在关注庙会资源和饮食资源的开发^[5]以及民俗文化旅游开发^[6]。这些成果中既有个案研究、理论反思与批评，也有对保护方案的积极探索。

通过对2015年民俗类非遗传承与保护概况的总体介绍，可以看出，以政府为主导的非遗保护运动产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社会影响。但不可忽视的是，在具体的操作和实践过程中也暴露出很多问题。其中被学者们谈论较多的问题，就是政府在非遗保护中的职能和角色定位。

二 以“非遗”语境下的民间信仰研究来反思“制造遗产”

政府在非遗保护运动中的作用有目共睹，“文化遗产是极具近代性的概念，不以国家为顶点的公共机构来做后盾，其成立是不可能的”^[7]。但政府在非遗保护中的职能和角色定位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调整，以适应非遗保护的需求。在非遗保护实践中，“各级政府和某些学者以主导和包办的形式剥夺了民众的主体地位和各项权利”^[8]，以致非遗传承的主体常处于被动的地位，甚至产生漠视、抵触的情绪。这一问题已成为近年来非遗保护工作亟需解决的重点问题。

以往已有学者专门讨论过非遗保护工作中政府角色的定位偏误与矫正问题。^[9]2015年发表的有关非遗保护的论文中，仍有研究者继续从非遗保护中心^[10]、谁应是非遗的认定者^[11]、地方政府职能^[12]以及非遗管理体制改革^[13]等角度切入，重点讨论非遗保护工作中政府的职能与角色定位等问题。笔者试图从“制造遗产”这一视角切入，以“非遗”语境下的民间信仰研究为个案，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1）何为“制造遗产”

1998年，美国学者戴维·洛文苏（David Lowenthal）就已提出“制造遗产”^[14]（Fabricating Heritage）的概念。法国学者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