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理论

RMP（昂普）分析是由北京大学吴必虎教授针对区域开发过程中面临的文化旅游产品结构性过剩、产品开发中“高投入、高风险、高产出”的特征，提出以旅游产品为中心，进行R分析（Resource Analysis）、M分析（Market Analysis），以此为基础进行P分析（Product Analysis）并最终提出以旅游产品为中心的开发框架思路。^[1]该理论强调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既要体现地方特色又要符合市场需求，同时也应防止出现结构性过剩。近些年来，RMP理论模式在文化旅游类资源评估、利用、开发中产生了较好的理论指导作用。

在非遗与旅游开发的研究上，西方学者起步较早，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1989年美国学者史密斯的《Hosts and Guests：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从人类学的角度介入旅游的社会文化研究。^[2]1996年加拿大学者T.C.Chang、S.Milne、D.Fallon、C.Pohlmann等以蒙特利尔和新加坡为研究案例，指出遗产旅游是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空间再发展的一个方法。^[3]2004年Harriet认为非遗必须和物质遗产一样制定保护管理规划。^[4]YoShida提出可通过物质载体，在博物馆展示非遗的价值和重要性，提出要通过物质载体来展现非遗的价值，并认为博物馆是非遗展示与开发的重要载体^[5]。Pamela B.Vandiver发表的论文Craft Knowledge as An Intangible Cultural Property：A Case of Samarkand Tiles and Traditional Potters in Uzbekistan以及Recovering and Re-discovering Craft通过对手工艺类非遗的具体案例分析，提出了恢复失传工艺进行旅游开发，促进非遗保护的观点。^[6]2007年E.R.Ballesteros、M.H.Ramírez等以西班牙南部4个采矿区为例，研究了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中社会身份与社区象征角色的作用。^[7]2009年L.N.Nicholas、B.Thapa、J.K.Yong等应用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了当地居民对世界文化遗产地皮顿山管理区的影响因素，即社区依赖、环境态度、参与水平及对皮顿管理区的认识。^[8]

我国学者对非遗与旅游开发的研究虽整体起步较晚，但随着政府、民间的重视，研究不断深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在开发原则上，我国学者大部分持相似观点，认为保护是开发的前提，对开发原则的梳理是非遗旅游开发的前提条件。雷蓉、胡北明认为活性的代际传承，才能留下那些珍贵的非遗，所以对非遗进行旅游开发是非常必要的。^[9]黄丽华论述了民俗类非遗旅游开发应遵循唯一性原则、保护性原则、参与性原则、文化内涵性原则、本土性与古朴性原则。^[10]谢科提出了民俗旅游开发的独特性原则、参与性原则、文化性原则、审美情感性原则、多渠道开发原则、保护为先原则、经济效益原则、重视民俗文化学人才的培养原则，并认为这些原则是民俗旅游开发的前提。^[11]高小康认为商业开发并不必然导致对非遗的破坏，但应把非遗的保护和发展工作作为整个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一部分，成为一个新的文化建设思路。^[12]孙国学认为保护和开发之间存在矛盾，但如果正确规划、科学安排，两者是可以得到统一的。^[13]宋俊华认为非遗保护就是要确保生命力，可从生产角度探索非遗可持续保护的方法，既强调传承性，又重视发展性；既强调精神性，又重视实践性、经济性；既强调外在保护，又重视自我发展。^[14]学者贾鸿雁也认为兼具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的旅游开发是非遗活态生存的一条适宜的出路。^[15]但也有学者持不同的观点。如郑小虎、刘平^[16]，顾金孚、张瑛^[17]等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原真性在旅游开发中会受到扭曲或破坏，对此必须要保持冷思考。

在开发模式上，丁健、彭华对影响民俗旅游开发的主要因素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这些因素包括民俗特色与民俗知名度、交通条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客源市场、旅游地感知形象、资源组合、空间集聚与竞争、决策者行为、当地居民态度等。^[18]陈江南、吴月照将民俗文化的开发归结为6种形式：集锦荟萃式、仿古再现式、原生自然式、原地浓缩式、短期流动式、主题附生式。^[19]

在案例研究上，王若、管宁生对云南省丽江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进行了研究。徐慧茗、何昀对赣北地区戏曲非遗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研究。^[20]蒋玉石对四川非遗与房地产共生发展上进行了研究。吴源对祁门非遗旅游开发进行了研究。^[21]陶伟等则对宁夏回族民俗旅游开发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