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离哲学最近的社会事件，因为它每时每刻都让参战者面临生与死的考验，直逼人显在或潜在的终极追问，这便是最初哲学与宗教互生共长的胎记；胜利者千里征战，接下来重建或新建城池，亦需要在城池中有一块安顿心灵的神圣空间，已有的宗教资源，作为通达之桥梁，存在的合法性随之而至；作为军事移民及家属的芸芸众生，在新的村落载体里，社会性生存的共识，以信仰一致的超越方式，达致共同体式的社会整合，自然成为生存底线的必须。于此，明初今黔中地区，汪公信仰作为参与近现代中国民族国家之进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映射出国家——社会如何互为构建的机理。

本文即是以史料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逆向考察方法，呈现汪公信仰在黔中屯堡的发生学“可能”。

一 “正义”之战，汪公的神圣之光

黔中汪公信仰，首先应源于明初调北征南的战争性质与汪公神圣性内涵的一致性。

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面临的元残余势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盘踞陕甘的扩廓帖木儿和失喇罕两支大军；二是元朝廷虽由漠南向漠北一退再退，但仍保有政府机构和相当军事实力的旧有王朝势力；三是以梁王把匝剌瓦尔密为首的元在云南羽毛未损的余部。三股元朝势力南北呼应，势成犄角，对新生的明王朝构成严重威胁。

从洪武二年（1369年）到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率部南北征战，消灭了除云南之外的两股元残余势力。洪武十四年（1381年），全国形势基本稳定。自恃地险路遥、不肯投降的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虽经明廷七次议和，仍冥顽不化。统一云南自然也就提上议事日程。于此，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初一，朱元璋在奉天门向颍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蓝玉、西平侯沐英等将军亲论进兵之略：“云南僻在遐荒，行师之际，当知其山川形势。朕尝览舆图，咨询于众，得其扼塞，取之之计，当在永宁先遣骁将别率一军以向乌撒，大军继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据要害，乃进兵曲靖，云南之喉襟，彼必并力于此以拒我师，审察形势，出奇取胜正在于此。既下曲靖，三将军以一人提劲旅趋乌撒，应永宁之师。大军直捣云南，彼此牵制，彼疲于奔命，破之必矣。”^[1]整个战役完全按朱元璋的谋划，30万大军兵分两路进行，仅仅114天，第一次调北征南战争便为平滇取得决定性胜利。其中，由傅友德为征南将军率领的主力军从应天府出发至湖州，自辰州、沅州西向，直取普定，也就是今天贵州的安顺地区——黔中屯堡核心区。

从渊源上讲，汪公为明帝朱元璋发起的调北征南战争提供现世的政治合法性及神圣的精神超越性。作为现世的政治合法性，汪公先进的事迹与朱元璋称帝前后的征战实践及统一中国的宏图大略，有太多的共通之处。

第一，汪公“幼颖慧”、“少孤家贫”、“九岁为舅牧牛”、“少以勇侠闻”。在隋末王朝纪纲不振、风雨飘摇、中原纷乱、群豪并起、战乱连连的时候，汪公深忧民生，“为众所推，保据（歙州）郡境”，进而取旁郡，并有宣、杭、睦、婺、饶五州，带甲十万，建号吴王”，保境安民，在“天下鼎沸”之时，保“六州太平”。唐朝李纲曾赞“越国汪王，存心忠良，施伟烈而保障六州，著名誉而感慕万邦”^[2]。这与同籍安徽，出身贫寒却力创帝业的朱元璋在亲和力上有了最大的一致性。朱元璋初举义旗之时，也曾以吴王自居。可见汪公亦人亦神对后来明太祖之影响。

第二，汪公顺应历史潮流，在唐王朝初立，削平割据山头，实现国家统一的重要时刻又能识机慕化^[3]，从“靖民”出发，毅然放弃割据称王，归附唐王朝。其“不失正道”、审时度势，坚守国家统一的“大节”，“功济六州之民而心识天命所在”。今人史学家唐力行评价道：“汪华其实是归顺唐朝的隋末地方割据势力的领袖，对巩固唐王朝政权立下了卓越功勋”。汪华的大智慧无疑为朱元璋调北征南战争目标指向提供了正义性的注脚。在此，汪公作为朱元璋的乡贤也好，先师也罢，其政治智慧中国家统一取向，自然成就帝国时代政治家施展其雄才大略所能达致的高位。

第三，与朱元璋同一地缘，先于朱元璋之朝代的汪公，在地方性上“保境安民”的业绩，在国家层面顺应历史潮流而表现出的“王之大节”早已成为国家精神资源。据富山县忠烈庙所藏《忠烈庙唐宋元诰敕碑》跋：自唐以后，历朝对汪华都有褒封，至元顺帝，诰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