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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

    作者:祝华新 潘宇峰 陈晓冉 出版时间:2016年12月
    摘要:

    2016年国内网络舆论场的一个显著变化,是政府对互联网的管控力度进一步加大,网上对政府决策和公共治理的“吐槽”大幅减少。“小粉红”群体崛起,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对体制的捍卫;而基于网络直播平台的“网红”越发流行,标志着新生代网民政治参与兴趣消退,而转入自我表达和娱乐的心态。

    Abstract:

    A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online public opinion field of China in 2016 is that the government’s control over the Internet has been further intensified,leading to a sharp reduction in negative comments towards government policy and public governance. The rise of Pinko group shows a strong patriotic enthusiasm and the defense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On the other hand,the rampage of Internet Celebrity based on online live show platform shows that the new generation of Internet users’ interest in politics subsides and shifts into a self-expression and entertainment mentality.

    2016年,网络舆论场对政府决策和公共治理的吐槽大幅减少,网络“公知”[1]作为一个群体已告式微。与此同时,年轻的一代网民对于政府和体制更为拥戴和支持,对网上杂音群起而攻,构成了正面舆论的强势。

    2016年以北京雷洋案[2]为代表,一线城市居民和中等收入阶层在一些突发事件和股市、住房、教育、个税等热点问题上展现出焦虑不安情绪,他们对于社会走向产生观望心态,成为舆论场的一股暗流。

    2016年网络舆论场还有两个特征,其一是在部分网民中产生意识形态分歧和争论,需要弥合撕裂、凝聚共识;其二是港台问题和国际话题受到网民强烈关注,境内外舆论呈现冲撞之势。

    一 2016年网络舆情基本特征

    2016年,是互联网上表层杂音渐消、深层潜流涌动的一年。网民关切点的转换,提示当下社会生活基本面已发生微妙变化。

    (一)政府对互联网的治理保持持续高压态势

    2016年以来,有关部门依法关闭了上百个传播歪曲党史国史的公众账号,对论坛、微博等平台上歪曲党史国史的内容也进行了查处。

    2016年11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网络安全法》,从专业角度界定了网民的权利和义务。它规定:网络运营者不得泄露其收集的个人信息;同时,任何个人和组织使用网络不得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分裂国家,宣扬恐怖主义、民族歧视,传播暴力、淫秽色情信息,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以及侵害他人名誉、隐私、知识产权等。

    政府对互联网的管理重点,从敏感议题、重点网友转向网络平台,“重基本规范、重基础管理,强化属地管理责任、强化网站主体责任”。

    (二)“正能量”宣传在社交媒体中赢得话语权

    在网上正能量宣传方面,借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58家网络媒体参加“长征路上奔小康”活动,相关网络新闻共有21.5万篇,微博话题“长征路上奔小康”“筑梦长征路”等总阅读量超10亿次。红军“半床被子”的故事在社交媒体上打动年轻网友。

    2016年10月,由中纪委宣传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反腐电视专题片《永远在路上》在央视播出。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土豆网等设立视频专题页面,累计播放量超过1000万次。外媒对“中国现代史上最强反腐手腕”也给予高度评价。

    (三)舆情热点向城市居民群体转移

    2016年的舆情事件,更多地涉及城市居民、中等收入阶层关注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人格尊严和法治保障。如教育类舆情(如常州“毒土地”事件、北京等多个城市“毒跑道”事件、湖北江苏“减招”风波)、医疗类舆情(如广州医生陈仲伟被患者杀害、大学生魏则西之死、山东非法疫苗案)、金融类舆情(如股市“熔断”、互联网金融非法集资案)、各城市新一轮楼市调控、网约车合法化进程、如家和颐酒店女子遇袭事件等。这些提示舆情事件有从利益受损群体向国民主力阶层扩散的趋势。

    比较典型的是,城市居民在雷洋案中产生强烈的“代入感”,担心“今天不关心雷洋,下一个遭遇不测的就是自己”。而事关收入多寡“年收入12万元以上被定为高收入群体,要加税”的传闻,也引发城市居民吐槽。

    (四)“广场式舆论”与“茶馆式舆论”背离

    近年来,在微博、BBS、新闻跟帖等公开的“广场式舆论”中拥护政府和体制的声音占了上风;对公共治理的“吐槽”下沉到微信群、线下私人聚会等小众、私密的“茶馆式舆论”中。在当前的社会转型中,如适度包容网民公开发声,让网络反映基层治理存在的矛盾,提出意见诉求,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广场式舆论”风平浪静不一定就能高枕无忧,还需要仔细体察“茶馆式舆论”的潜流和线下的社会问题,毕竟直面矛盾、解决问题才是釜底抽薪的舆情应对法。

    (五)全民法治意识增强,对热点案件的关切不减

    从2016年7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所有公开开庭的庭审活动原则上均通过互联网直播。司法体制改革迅速推进,重审疑案,平反冤案,得到舆论广泛好评。网民关注多年的聂树斌案,由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决定依法提审,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

    天津非法维权律师审判案,给“法律人共同体”带来一定冲击,但案件的全程微博图文直播,使国内舆论场上正面的声音起到覆盖作用。外媒记者从一开始的“不相信有料”,变为主动紧盯官微“找料”。

    2016年初,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