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给人的感觉是纷繁复杂、乱象丛生。巴西总统受弹劾下台并引发政坛动荡，土耳其军事政变流产，印尼突现市民暴动，“伊斯兰国”在中东持续肆虐，叙利亚内战久拖不决，欧洲难民危机，法国和比利时遭到恐怖主义袭击，英国公投脱欧，美国总统大选剑拔弩张、诡异非凡，美俄之间死灰复燃的冷战似乎将随着特朗普当选而出现转机，中美在亚太的角力因南海仲裁案而愈发扑朔迷离，菲律宾与马来西亚对美政策随后又突然转向，世界经济萎靡不振，反全球化呼声分贝日升，等等，是我们在过去的一年内的所见所闻。在这些貌似相关性不大的事件或现象背后，隐藏着一些相互关联且带有某种共性的原因或机理。

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技术进步的时代，在因技术进步而享受到物质福利显著提高的世界，人们自然而然地看重科学和理性，以致部分人愈发笃信这样一个假定，即认为随着科技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幸福感或满足感会越来越强，很多社会问题以及国际关系难题亦将随之逐步解决。与此同时，有些人尤其是宗教感下降或长期生活在非宗教环境中的人，对宗教信仰在个人或族群中的意义与影响严重低估，甚至认为宗教情怀浓重的人行为是非理性的或是“疯狂的”。然而，这种基于理性主义或科学主义的政策制定与实施在现实面前遇到严峻挑战，建立在其上的社会经济和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力也在迅速下降。这种试图用基于理性主义的中短期政策去解决存在了上千年的宗教问题的努力，尤其是在掺杂了一己私利的情况下，收效甚微抑或适得其反，这可以被视为当今世界诸多乱象背后的原因之一。

人口变迁是我们理解世界变化的一个重要维度。日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强化，其中日本人口数量已开始下降，预计30年后65岁以上老人占比将达到39%。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影响首先是消费不足，其次是思想趋于保守，再次就是劳动力短缺和劳工成本上升，最后是财政压力增加。主要国家和地区内部族群及信教人口结构变化正向质变接近。欧洲现有5000多万穆斯林，荷兰和比利时新生婴儿的1/2出生于穆斯林家庭。按目前的人口增长速率推断，2050年前后法国和德国都将成为穆斯林人口过半的国家，美国的穆斯林人口亦将超过5000万。上述数字构成了欧洲难民危机和特朗普移民政策的大背景。一些发展中国家人口出生率甚高，同时教育、营养、医疗和就业机会又不能满足新增人口需要，导致了大量就业技能欠缺的青年长期处于失业状态，这已成为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

收入分配和财富不平等加剧是我们观察和理解当今世界变局的另一个重要切入点。虽说人类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快速增长，特别是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狂飙时期带来的普遍繁荣，但基尼系数达到了0.71的历史高度，凸显国家间的贫富差距。发达国家内部近几十年来收入差距亦明显加大。2015年，美国中产阶级占成年人总数的50%，远低于1971年的61%；同期其收入占比更是从62%降至43%。尽管把收入差距扩大简单归结于经济全球化稍显武断，但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全球分工与贸易收益远未普惠大众，确是不争的事实。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内中低端位置不断固化，发达国家内部利益受到全球化冲击的群体没有得到相应补偿，因收入差距和战乱引起的人口从穷国向富国的流动，大体可以解释贸易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明显升级。包容增长近来成为一个关键词的原因亦在于此。

如果能够不断地做大蛋糕，见到别人状况改善后相信自身状况会随之改善的“隧道效应”便会起作用。然而当今世界的一大难题在于做大蛋糕的根基受到侵蚀，即劳动生产率增长极其缓慢，进而导致全球经济长期低迷。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从20世纪70年代的4%降到如今的1%，发展中国家同样从2000年的4%以上降至今天的1.5%。生产率增速放缓的原因除了重大科技创新鲜见外，还在于导致阻碍技术创新与扩散的各国内部市场集中和垄断、全球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升级、教育水准停滞不前甚至下降、劳动力市场日益僵化以及预期利润率降低引发的投资不振。今年（2016年）9月初召开的G20杭州首脑峰会上，各位代表把注意力从短期政策转向倚重促进技术和体制机制创新的中长期政策，主要目的就在于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引导全球经济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