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最具综合性和代表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的诞生标志着全球治理实践制度化的开端。而二战之后创设的全球经济治理三大支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则标志着专业性国际组织作为全球经济治理重要载体的开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国家间经济往来的增强，传统的基于主权国家内部的经济治理模式开始遭遇挑战。但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全球经济治理多少有些名不副实。一方面，全球经济治理权主要掌握在西方发达经济体（北方国家）手中，治理权力结构的全球化特征并不显著；另一方面，由于缺乏主权国家的强有力支持，二战后陆续建立的专业性国际组织在解决一些重大的全球性经济问题上往往有心无力，在推动实质性的经济治理合作方面举步维艰。

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20国集团（以下简称G20）首脑峰会在华盛顿首次召开之后，才启动更为多元化、民主化的全球经济治理进程。2010年G20多伦多峰会公报的第一句话表达了G20成员的共识，即“我们聚会于多伦多，这是20国集团被确立为国际经济合作首要论坛后的首次峰会”。这句话标志着G20在全球经济治理合作中核心地位的确立。2016年是G20峰会合作机制走过的第九个年头，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G20杭州峰会的丰硕成果给世人对中国首次掌舵全球经济治理留下了深刻印象。下文将分别从G20工作机制、主题设置、议程安排等不同角度，阐述G20杭州峰会的工作状况和治理进展。

一 G20主席国“三驾马车”与主席轮值机制

机制通常泛指一个系统的组织或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治理机制被视为一种具体的方法和程序，包括如何定位治理中各个主体的功能与相互关系、各主体之间的行动协调应遵循怎样的方法与程式、以何种方式实现利益分配和秩序调整等。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对于G20的批评是其缺乏机制建设，并将G20没有设立秘书处作为这一判断的主要理由。但是从G20轮值机制、G20官方各层级合作机制以及G20配套机制来看，G20的机制化已经具备一定的内容。2016年在中国的推动下，G20进入机制化建设新高潮：这一年中确定了阿根廷为2018年轮值主席国，启动了机制化的贸易部长会^[1]首次会议，新建了贸易与投资工作组、绿色金融工作组、创新研究工作小组、新工业革命工作小组和数字经济工作小组，复活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同时加大了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力度。

为了保障议题的相对延续，2002年G20财长会首创了“三驾马车”制度以加强讨论的连贯性。“三驾马车”制度是指在主席国主持当年G20具体合作事宜的基础上，G20的前任和下一任主席国也将参与G20议程和会务安排的讨论。该制度在G20提升为峰会后被沿袭下来。为了提高G20主席国遴选机制的工作效率，韩国在2010年担任G20主席国期间，进一步就主席轮值机制达成共识：将19个成员国划分为5组，主席国在这5个组别中轮转。其中，第一组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沙特和美国，第二组为印度、俄罗斯、南非和土耳其，第三组为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第四组为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第五组为中国、印尼、日本和韩国。不过，如果取得G20成员的一致同意，承办峰会组别次序也可以被更改。2016年G20第三次协调人厦门会议宣布，继德国担任2017年G20主席国之后，阿根廷将成为2018年G20的主席国。

现任G20峰会主席国除了参与具体磋商工作以外，还需要负责设定当年G20的主题与优先议程、安排各级各类G20官方会议组织、G20配套活动具体安排、国际组织和嘉宾国的邀请、G20官方网站信息发布等工作。峰会主席国在合作组织和协调方面需要付出很多努力，但也拥有引导G20峰会发展方向的权力，责权基本对等。

二 G20官方合作机制

从2011年开始，G20不仅设置了年度性的领导人峰会，而且为了给峰会提供工作支撑，其下还常设由领导协调人代表的协调人轨道和由财长与央行行长组成的财金轨道。在每个轨道下设有部长会议，副手会以及各类专业性工作组（Working Group）、研究组（Study Group）和工作小组（Taskforce）。除了高频率的文书交换、远程邮件讨论以外，各工作层在一年的磋商中通常会举办3～4个场次的面对面磋商。这种有明确导向和组织机制的高投入保障了G20在全球经济治理重点议题中所需要的广度和深度。

工作组和研究组相比，工作组属于成熟型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