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全球经济波动和金融市场的重要议题有三个：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负利率政策和英国脱欧。这些议题直接涉及了当前全球经济中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美、欧、日、英等经济体，而且影响并不局限在这些经济体中，而是通过市场信心、资本流动和金融价格等渠道迅速波及全球经济。这些议题还有一个共同特征，即无论是美国从极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正常化，欧、日深入负利率政策领域，还是英国脱离欧盟，都没有或者缺乏先例供参考，其操作和影响均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且这一不确定性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还将持续发酵。未来全球宏观经济前景及主要经济体政策反应仍将与这些议题的发展息息相关。这一背景下，2016年全球智库和学术界围绕这些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本文分别介绍和评论这些议题的主要内容、关键认识分歧和政策含义。

一 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及对全球的影响

2015年12月16日，美联储发布加息决议，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提高至0.25%～0.5%。自2013年美联储开始讨论退出量化宽松政策，2013年末开始逐月缩减资产购买规模，2014年10月停止增量的资产购买，美联储最终决定在危机后首次加息又已经历一年有余。由于有足够的时间预热，这次加息并未超出市场预期。美联储后续加息决策将如何落地并对全球经济产生何种影响，成为牵动全球市场的热点议题。可以说，美联储首次加息引发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更多，而多数问题涉及未来利率变化的不确定性，以及对全球金融市场、资本流动及其他经济体冲击的不确定性。

1.美联储加息决策方式及其后果

在首次加息的声明中，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表示，未来的加息决议将依赖于“大范围的信息”。这一措辞本身并未提供更多信息，但整个新闻发布会的内容都暗示着，劳动力市场的持续改善将对未来的利率决议至关重要。决议正文第一段讨论了劳动力市场条件的改善，这也是货币政策决议考虑因素列表中的第一项。然而，美联储的双重使命是“促进充分就业、维持物价稳定”。美联储希望通货膨胀率升至2%的目标水平。但通货膨胀率在首次加息时仍低于目标值。因此，美联储加息决策的一个重要前瞻性依据是，劳动力市场状况的改善预计将对工资与物价产生上行压力。

前达拉斯联储银行副主席、卡图研究所的研究员Gerald O’Driscoll^[1]认为，美联储在加息决策上采取前瞻式而非政策规则式的策略，会增加金融市场不稳定性。美联储决策依据显示了其对菲利普斯曲线的持续信赖。根据菲利普斯曲线，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反向关系。然而，对菲利普斯曲线，许多经济学家都提出了批评，最著名的如弗里德曼和卢卡斯，认为其背后的推理有理论缺陷。甚至包括美联储主席耶伦在内的美联储高官也承认，近年来劳动市场条件对通胀的作用相比危机前似乎已经减弱，菲利普斯曲线变得更加平缓^[2]。但菲利普斯曲线仍是美联储最根本的模型，因此劳动力市场状况的改善仍是预测美联储未来行为的重要依据。这就意味着，美联储同时用劳动力市场状况指标来估计经济现状与充分就业水平的差距，并以此来预测通货膨胀率。

然而反映劳动力市场状况的指标很不稳定，而且美国劳工统计局随着时间推移会多次对数据加以修正。如果就业状况继续改善，经济活动持续活跃，市场预期美联储将会加息。在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仍动能不足时，这一预期本身就会导致美元走强。这将抑制美国的净出口，扭转美国的经济状况^[3]，进而改变美联储的加息决策及市场预期。这种反复很可能使得2015年底的加息在很长一段时间都难有后文，反而给市场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从现实层面和技术层面上看，Gerald O’Driscoll^[4]认为，美联储短期内仍难以启动加息。在现实层面上，第一，美联储希望提升国内短期利率，这可能面临金融方面的阻力；第二，加息会带来一些不合意的后果；第三，在技术层面上可能无法实现加息。金融阻力是指来自其他国家央行的措施。当前已有包括欧央行、日本央行在内的5家央行实行负利率政策，美联储进一步加息实际上是与全世界的央行政策相抗衡。目前欧央行操作的隔夜利率是-0.4%，而美联储是0.5%，已经存在90个基点的差距。美联储加息会吸引资本流入美元资产，进而带来美元升值及降息压力。这也导致了上述第二点：由于美元升值，净出口下降，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