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2009年12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标志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开发与建设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成为众多国家级区域发展规划中唯一以实现大型湖区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目标的国家战略区，是我国第一个“生态经济特区”。关于“生态经济特区”的研究，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文献较少，而且表述并不一致，主要有“生态经济区”、“生态经济特区”、“生态特区”等。王明初、陈为毅（2007）首次以海南为例，系统提出了“生态经济特区”相关概念，认为生态经济特区的功能定位为“人类生存示范区、生态经济示范区和城乡一体的和谐社会示范区”。张百平等（2006）提出了“国家生态特区”的概念及其科学基础，认为，那些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生态脆弱、贫困集中的“三位一体”地区，应走特区发展模式（即实施“生态+经济”的特区模式）。

对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研究的文献很多，但对其产业与生态耦合的研究文献则很少。朱丽萌（2010）初步研究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大南昌城市群与产业集群的空间耦合。张福庆（2010）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产业生态化耦合作了评价研究，没有耦合路径的研究。杜晖、余青（2010）具体研究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产业生态化条件及模式，提出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生态化、旅游生态化和工业生态化的发展模式。朱松利（2011）则从多角度构建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形成的理论基础，认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以生态经济复合系统论为理论依据、以和谐社会理念为价值目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具有广泛的理论准备。而从特区模式的角度系统研究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产业与生态耦合的文献则没有。

特区模式成形于经济特区的成功实践，即通过“在特定的区域实施特殊的经济政策”形成经济增长和制度创新的“极点”，然后由这些极点通过生产要素、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的扩散和传播促使要素的空间转移，逐步实现区域开发与空间治理的均衡。理论界不少学者视这种开发模式为中国模式的重要组成，是解释“中国奇迹”的钥匙（托马斯·海贝勒，2005；樊纲，2009；林毅夫，2010）。Maurice Catin、Christophe Van Huffel（2005）研究指出，该模式首先以特殊的财政地位以及特殊的优惠政策，促成了沿海地区迅速成为出口导向的“世界工厂”。Leonard Sahling（2008）认为，特区和各种各样的试验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孵化器”。关于特区模式的解释理论，主要有增长极理论（F.Perroux，1950）、点—轴开发理论、核心—边缘理论、产业集聚理论、循环累积因果效应（Myradal，1957）等。而诸如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等先行试验区的解释模型，目前较为成功的主要有“飞地试验论”（Jean Germain Gros，2005）、“起点论”（徐现祥、陈小飞，2008）、“利用论”（B.波尔佳科夫、B.斯捷帕诺夫，2000）等。

然而“生态经济特区”与单纯的经济特区发展模式相比具有特殊性，具有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双重职能。但经济与生态的耦合关系异常复杂，一直是可持续发展观的中心问题，中外学者对此给予了持续关注，形成了多种影响深远的理论学说，分别有罗马俱乐部的经济零增长论、戴利的稳态经济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说（卡蒙纳，1991；戴斯卡布塔和米勒，1994）和协同发展观（赫尔曼·哈肯，1986）。这些理论的产生标志着学术界对经济与生态关系的总体认识由对立走向统一，由冲突走向协同。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设立本身已说明生态与经济间的密切关系。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发展路径、战略模式来实现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与产业的耦合。为此，基于特区模式的视角厘析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特区属性与特区职能，对探寻生态与产业耦合模式、耦合工程，构建生态型特区发展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图1 特区模式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产业耦合逻辑图

二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特区属性及特区职能

（一）“生态特区”与“经济特区”的双重性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作为“生态经济特区”包含有“经济特区”与“生态特区”双重含义。经济特区的设立要求所划定区域具有影响全局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具有资源与要素集聚和扩散的区位特色，以及巨大的发展潜力。从经济特区区位要求来看，鄱阳湖地区位于沿长江经济带和沿京九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