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转型经济与道路自信

“转型经济”又称“过渡经济”，对应英文中的“Transformation Economy”和“Transition Economy”，指经济体从一个成熟经济形态向另一个成熟经济形态转换的特定阶段性经济发展形态；转型期则特指处于两个成熟经济发展阶段的中间时段。正是基于这样广义的内涵，A.布兹加林等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后工业化社会的过渡以及前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都纳入“过渡经济学”理论框架中。^[1]而在我国，转型经济则特指改革开放后我国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期的经济形态，其实质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鉴于市场经济形成路径和市场属性的差异，历史上的市场化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别：一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市场经济自然演化，此类市场经济形成是以市场的自我发育为主要特征，遵循自然演化路径；二是以二战后拉丁美洲等新独立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市场化运动，这类市场经济形成表现为在市场自然进化的基础上对西方发达市场制度模式的移植，多表现为经济自由化；三是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转型路径，尽管我国改革取向是对外开放和逐渐市场化，但相当长时间内并未明确提出转型目标，而是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逐步推进转型。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我国才正式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目标。自此我国学者开始从转型经济视阈对改革开放路径进行研究，并很快迎来转型或过渡经济学发展的黄金期。盛洪（1994）第一个正式提出“中国的过渡经济学”概念；樊纲（1994）提出“渐进式改革”的转型路径新观点；宋承先（1994）、谷书堂（1995）主张通过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建立一种全面和具有普遍意义的、能反映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过渡经济学，并希望能逐步形成较为完整的转型经济学理论范式。尽管学术界较早就提出了构建转型经济学范式的设想，但截至目前，仅孙景宇、胡健、王永兴等对转型经济学研究范式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远未形成统一的具有中国模式属性的研究范式。且随着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中国奇迹、中国经验等概念的广泛使用，转型经济及转型经济范式的研究逐渐被中国模式等相关研究所取代。

从实践来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等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经济总量先后超过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巨大成就体现了中国发展模式的优越性，证明中国发展模式的道路是正确的，理论是科学的，制度是合理的，这是我国30多年来最大的道路自信。为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要求在“三个自信”基础上，增强理论自觉、强化理论创新。基于此，从转型经济视阈对中国模式进行范式构建和解构，有助于为中国模式提供系统科学的理论支撑，进一步增强中国发展模式和路径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觉。

二 中国模式的转型路径及道路属性

1.在转型路径的“起点”与“终点”上，我国与其他转型国家存在传统计划经济的起点共性以及不同市场经济制度的目标差异

现阶段我国仍属转型经济期，且正处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攻坚阶段。从转型路径“起点”来看，我国与其他转型国家均具有传统社会主义的共性，即存在转型经济“起点共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科尔奈式“短缺经济”，其中包括纵向短缺和横向短缺，纵向短缺特指中央机关所能分配的物资总量不能满足下级政府或部门的需要，而横向短缺指普遍存在的卖方供给不能满足买方需求；二是存在导致“短缺”的“软预算约束”。软预算约束与短缺现象相生相伴，预算软化导致企业不重视经营业绩，不注重内部资金积累，对价格感应迟钝；三是导致“软约束”的“父爱主义”。^[2]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中政府对国有企业（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存在一种极强的“父爱主义”，“父爱主义”意味着企业面临经营困境时，总能得到政府的帮助，使企业能在不负任何经营责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