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月枝系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教授、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中国传媒大学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最近，我们专访了赵月枝教授，请她从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trans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的宏观框架出发，对“对外话语体系”的多重历史和社会维度进行解读。

世界史与中国：一个大历史维度

姬德强：从国家政策的角度来说，“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策略或技术问题——如何向世界，尤其是西方讲好“中国故事”成为政府、媒体和部分学者的考虑重点。然而，如果把视野拓展至更长的历史时期和更宏观的国际政治经济和传播秩序，中国的“对外话语体系”则整体表现为一种国际传播话语的“合法性”（legitimacy）问题，从而与特定的价值体系，与20世纪“世界结构”^[1]中的中国革命史、社会主义建设史和“改革开放”进程密切相关。如果建设“对外话语体系”是一项“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和“软实力”（soft power）思路下急迫的战略任务，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更为急迫的在于如何从历史和社会维度找寻这种“合法性”的谱系，从而回应您所提出的“中国的挑战”？^[2]

赵月枝：是的。如果要回答中国的“对外话语体系”是什么，其“合法性”在哪里，需要首先深刻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历史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决定着中国在世界的位置，以及不同肤色、种族、性别、阶级和国家的世界人民对中国的认知。

在《中国的挑战：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刍议》^[3]等最近发表的相关中文论文中，我主要讨论了两个“历史观”：第一是“世界体系”学者对以西方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史观的反思，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和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等人认为，不但全球化始于更早（而不是西方资产阶级主导的工业革命及其后续的殖民主义）的历史时期，而且社会发展也具有超越资本主义扩张的多样性道路，比如具有“非剥夺式积累”特征的宋朝中国的市场经济。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能超越以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为时间零点的世界史知识框架，那么，讲述“中国故事”的“大历史”，则拥有更为深厚和多彩的土壤。

第二个历史观聚焦于20世纪，就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而言，几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值得我们去回顾，这些历史足迹及其遗产给了当下中国对外传播的合法性和解释力，这首先包括以民族（融合的多民族而非单一民族）独立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其与战后世界范围内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发端于这段历史的“国际民族主义”（international nationalism）超越了欧洲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范畴，以反抗殖民主义压迫，尊重世界各民族的独立和平等为价值依托，形成了广泛联合的第三世界国际主义运动。中国不仅受惠于这一合法性，被非洲兄弟抬进联合国，而且作为该运动的旗手，对战后的世界体系产生了重要的文化影响力。其次，是中国的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与战后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民权和社会正义运动之间，不仅存在着先天的价值共享，而且有着事实上的相互促进关系。比如，正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初期的辉煌成就，鼓舞了战后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包括以万隆会议为标志的不结盟运动的展开；而社会主义中国在社会平等方面的巨大成就也使美国对本国黑人的种族歧视政策相形见绌，从而促进了美国民权运动的发展。

姬德强：正如您所说，这种历史的相关性至今仍然可见，至少有两个例子可以佐证。一个是2013年在国内某著名视频网站上播放的一档网络自制节目。一对年轻的中国夫妇以游客身份来到战乱频仍的索马里，偶遇当地一剧院（中国政府援建）的守护人，是一对年过花甲的老夫妻，他们用中文对两个中国旅客说，“中索人民友谊万岁”，并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北京的金山上”，跳起了藏族舞蹈。^[4]作为观众，我们可以看到至今为止这一“国际民族主义”强大的生命力。另一个案例是始自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当身处世界金融资本主义腹地的抗议者高举中国国旗^[5]的时候，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只要是在资本主义“失灵”或受挫的地方，社会主义就会出现^[6]。

赵月枝：可以这么理解。因此，我们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及其对世界的进步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