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导言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经济地理学者和那些与此相关的学科研究者都在寻求产业本地化的实现过程，包括许多奠基性文献在内的理论都在探索为什么经济中特定部门的企业和世界上特定地区的企业会在一起。政策制定者了解这些理论是为了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虽然这些理论被证明有些是有用的，有些却不是那么有用，还有一些被忽视掉了。然而，迈克尔·波特的集群理论却在这些集群理论中得到了全球的政策制定者们的接受和采纳。

迈克尔·波特的理论建立在竞争优势的概念之上，之前的OECD组织、全球区域发展机构和地方当局均将该理论作为发展的工具。在理论界很少见到政策制定者拥有像对待该理论一样的热情，相反，理论界对该理论的批评却让人印象深刻。很多学术文献都指出迈克尔·波特理论在概念上的缺陷（Martin and Sunley，2003；Taylor，2010），但是从过去的20年直到今天，集群理论还是在区域经济发展政策中占主导地位。尽管图书馆里充斥着有关集群的专著和论文，然而质疑集群理论可转化为当地和国家政策的著作依然稀缺。本文对英国集群发展进行实证研究，目的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上述情形。

集群理论的生存状态（确切地说是生命）过去一直被描述为“晦涩难懂”（Malmberg and Maskell，2002）和“混乱”（Martin and Sunley，2003），直到最近这种复杂性才开始被逐步揭开（Benneworth and Herry，2004；Vorley，2008）。Maskell and Kabir（2006）通过研究1300多篇与集群相关的学术论文，发现Martin and Sunley（2003）关于批判集群理论的论文被引用了超过340次（web of knowledge，2011）。为了有助于深入研究集群理论在英国经济发展政策中的作用，我们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以下简称ANT理论）为分析框架。ANT理论尤其适用于集群理论，因为它通过“分类和区分”聚焦于将事物整合到一起（Murdoch，1997）。

在使用这个分析框架时，还要认识到纯粹的ANT研究方法的局限性。O’Neill and Whatmore（2000）解释到，ANT理论并不是一个可以死板地引入集群概念的现成理论模板，但是它却能为怎样更好理解复杂网络关系提供“规则和方法”（Lagendijk and Cornford，2000）。Lagendijk and Cornford 运用这些方法解释了区域产业发展。他们的论文论证了集群和学习型区域这两个概念是如何被引入区域发展政策中的。这个论文无论是在方法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个有价值的开始，但是该论文缺少对现实政策和政策制定者如何被引入集群行动者网络模型的论述。

ANT的基本假设是允许网络内存在“跟随行动者”及其异质关系（Latour，1997）。更重要的是，行动者不仅仅包括人这个个体，而且包括组织、人工产品、知识和思想：行动者可以被定义为任何可与文字、人类、非人类和金钱相关的实体（Callon，1991）。在还没有深入探讨之前，有必要介绍三个关键因素，即转译、结盟和黑盒子，以便有助于理解下面的解释。

转译是行动者进出网络的过程。通过协商行动者能在思想和行动上达成一致。这种一致性通过行动者之间的相互吸引、相互动员，形成一致的稳定关系（Lagendijk and Cornford，2000）。这种转译发生在以下三种情况中：（1）建立共同的概念和含义；（2）行动者指定代表；（3）行动者在寻求个体和群体目标时指派彼此行动者（Bardini，1997）。行动者转译的发生在结盟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行动者在网络中被制定规则，进而可以被定义（Murdoch，1997），这种定义可能是多样化的。

当结盟最稳固的时候网络也最稳定，这就形成了Latour（1987）提出的述语“黑盒子”。黑盒子的形成发生在知识、技术、行动方法的设置已经建立并不再被质疑：“黑盒子包含那些不需要的东西，这些东西的内容变得不再重要”（Callon and Latour，1981）。结果是一定的思考和行动方法，尤其是特定的知识和技术，变成“必经之点”，也就是说为了形成行动者网络作为必经之点必须被通过和接受（Clegg，1997）。

ANT的一个主要缺点在于它缺少背景。Callon（1999）试图通过处理行动者之间的联系和通过分离的观点来解决这一不足之处。Lagendijk and Cornford（2000）通过吸收Clegg（1997）著作中的将组织领域的理论与ANT联系在一起的观点将这一研究进一步推进。组织领域具有与行动组织相似的聚集，并以行动者网络形式为背景提供有益的方法。

本文设计了一个探索型的设计方案，以便按时间顺序跟踪集群在英国政策中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