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共享已经被视为企业保持竞争力优势所需的重要策略之一，这是因为“知识整合”是一个企业竞争能力的核心（Grant，1996，p.375）。这使人们提升了对知识共享和跨境战略联盟的关注度（Bleeke & Ernst，1995）。然而，主流研究都集中在哪些因素会影响知识共享，很少有实证研究调查“什么”和“谁”这两个因素影响知识在战略联盟中的共享程度（Meier，2011）。

关于知识共享战略联盟的讨论一直集中在研究哪些因素可能影响知识共享，例如知识属性（Choi & Lee，1997；Kogut & Zander，1993；Zander & Kogut，1995）、合作伙伴特性（Grant & Baden-Fuller，2004；Lane & Lubatkin，1998；Mowery，Oxley，& Silverman，1996）、合作伙伴互动（Mowery et al.，1996；Nielsen，2007；Park & Russo，1996；Schoenmakers & Duysters，2006）、学习（Argote，1999）和联盟治理结构（Chen，2004；Inkpen，2000；Kogut，1988；Mowery et al.，1996；Sampson，2004）。然而，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这些要素之间单一的相互关系，只有很少一部分学者采取综合和互动的方式，研究“什么”（知识属性）和“谁”（合作伙伴特性）两个因素对知识共享的影响（Chen，2004）。此外，现有的研究主要将私营领域作为理论发展的主要来源。这种做法从概念上约束了我们对于知识共享在广泛的产业联盟中的理解，包括高等教育（HE）领域（Rashman，Withers，& Hartley，2009）。

在全球化的推动下，高等教育机构（HEIs），主要是高校，都“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其规定，通过战略联盟来增强自己的影响力，在国际舞台上的可见性和/或市场份额”（Denman，2000，p.5）。通过与国际合作伙伴的合作获得的知识将会帮助大学脱颖而出（Chen，2004）。Saffu and Mamman（2000）对包含在联盟中的22所澳大利亚的高校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71%的澳大利亚大学通过与海外合作伙伴的海上作业得到了激发。2006～2009年，国际合资企业校园的数量占全球高校数量的比例增长了43%，达到了162家（OBHE，2009）。英国，在13个国际合资企业中排名第三位，位于美国和澳大利亚之后（Becker，2010）。在东道主国家中，中国排名第二位，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之后（Becker，2010）。截至2005年，有超过1000个产品由在中国的国外大学提供，总共有10万学生，形成了中国高校领域的关键成分（Li，2008）。在这些产品中，数量最大的部分（19.8%）是由英国高校提供的（MoE，2011）。然而，关于国际联盟伙伴如何在高校产业分享知识的研究很少，尤其是中英两国的结盟。为了解决这一研究的匮乏性，本文探讨中英两国高等教育联盟的知识共享。特别是：第一，如何以及到何种程度，中国与英国的合作伙伴在不同形式的教育联盟中共享他们的知识？第二，知识属性和合作伙伴特性如何影响中英两国教育联盟的知识共享？

本文从现存文献中关于知识属性和合作伙伴特征如何影响知识共享的综述入手，评估其与高校联盟的相关性。这两个命题研究来源于综述。在对研究方法进行讨论之后，我们解释了为何选取这种研究方法，以及数据是如何收集和分析的。针对重点研究问题和假设，我们得出了研究结果。文章最后阐述了本研究结果对学术研究以及实践的启示。

二 文献回顾

（一）知识属性和战略联盟中的知识共享

知识属性决定了“什么”被分享。Zack（1999）将知识定义为通过经验、沟通或推理获得的累积信息。知识存在显性和隐性的形式。显性知识可以被编码或者明确表达（Inkpen & Dinur，1998），在组织员工离开后仍然存在（Coukos-Semmel，2003）。通常，它可以不正式地被传达，系统的语音可能包括明确的事实、公理假设和符号（Kogut& Zander，1993）。相反，隐性知识是非语言描述性的，直觉性的，难以成为一种文化（Polanyi，1966）。它通常表现为认知、技术（Johnson-Laird，1983）和社会（Lam，1997；Spender，1996）的规模。认知层面指的是信念、图像、直觉和“心智模式”（Nonaka，1994）；技术层面是指“诀窍”适用于特定情况下（如工艺品）。对Polanyi（1997）来说，认知和技术知识都被描述为理论知识（知道什么）和实际知识（知道如何做）。社会知识是嵌入在社会交往和团队组织内的关系中的（Lam，1997），因此，它是社会建构（Evans & Easterby-Smith，2001）。我们应该认识到知识不仅仅是可拥有的人工制品，Orlikowski（2002）指出，“知道”如何在复杂的组织工作中做事情是一个动态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