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介绍

以文化为导向的复兴项目，尤其是欧洲被称作旗舰文化发展的项目，在近十年的文章中，已经受到大量的关注（如2009年埃文斯和2007年延森的文章）。其中一个发展得较为清晰的方面是城市的形象和“品牌”被感知到的升级（贝利，迈尔斯 &斯塔克，2004；查宾&库玛尼恩，2009；埃文斯，2003；迈尔斯，2005；理查德&威尔逊，2004），同时，常引起争论的一方面是以文化为导向的复兴项目和旗舰文化项目在当地经济中所起的普遍的积极作用，许多作者从文化或社会视角，已经考虑到对当地社区所达到的有限的影响（埃特林格，2010；加西亚，2004）。此外，本文还关心的是，更少有人关注旗舰发展项目对当地创意文化从业者和他们的经济生产力的影响。这种联系一般被假设是积极的，却很少被质疑其因果机制（cf. 兰德瑞，2000；蒙哥马利，2003）。因此，本文在这个广泛争议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关键议题：公共主导的文化旗舰项目和当地创意产业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将会在英格兰东北部地区的特定关系中被问道。另外，本文还指出，围绕这个假设的关系，存在太多一厢情愿的想法，公共政策（伪装成经济和政治资本）常常施压于看到的旗舰文化发展，不是作为文化投资而是作为一个当地创意产业的经济投资。不过，很多英国城市（本文的重点研究区域）的旗舰文化发展情况迥然不同。关于政策压力，本文特别考虑到出版物，迪莫斯2007年出版的“公费文化和创意产业”（霍尔顿，2007）作为一个臆测创意产业和旗舰文化发展理所当然存在关系的参照点，因为它是获得创意产业和文化政策数据初步基本的报道之一；同时，它的很多组成部分和断言已经被质疑，而且它还保留了部分公开的叙事策略。

本文并不否认文化旗舰发展和创意产业都是当地艺术生态（玛库森，2010）的一部分，因此它们被卷入一个复杂的强化关系的设置中（库玛尼恩，2011）。不过，它质疑这个事实：当地创意产业尤其是小规模中小企业和自由经营产业很少被考虑作为旗舰文化发展，并且因此，创意产业从这些基础投资得到的影响和支持仍然有限；有些甚至和一个普通公共政策设想背道而驰。为了探索这种不平衡，本文有了三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回顾那些文化主导复兴的文章，特别介绍它们与创意产业的关系。在这些文章中，将考虑关键的政策文献，概述关于创意产业和公费文化复兴关系的关键设想，尤其是霍尔顿（2007）有影响力的著作。文章第二部分介绍研究的方法论和英国东北部的研究案例，特别是纽卡斯尔盖茨黑德地区以文化为主导的复兴。随后的第三部分是关键的发现和结果讨论。最后，总结了结论和政策影响，并对未来研究提出建议。

二 旗舰文化项目，复兴和经济发展

在处理复兴如何影响（主要是西方）城市景观的议题上，存在一个很强大的学术史，行动者即是干预措施的受益者（比安基尼&帕金森，1993；埃文斯&肖，2004；格里菲思，1995）。在这样的论点下，对复兴的不同形式存在不同概述，涉及城市生态和经济的不同方面。埃文斯和肖（2004）特别指出文化复兴的不同途径，并且强调在一个文化背景下的旗舰发展的重要性（至少对城市政策）。将之定义为“大规模的，有意强化城市形象促成民间投资并吸引周边地区旅游的标志性博物馆和艺术中心”（哥罗达奇，2008，p. 195），旗舰文化发展已经被用于不同的城市，并且保留了这样一种思想：作为一种发展，与其说是迥然不同的，不如说是流动的。也许持这种发展观的论文中最被认可的例子是1997年开放的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它常常作为一个独特的艺术文化发展是如何被用于财富复兴目的的正面例子被强调，如今被称作“古根海姆效应”（普拉扎，泰罗尼 &哈里奇，2009；斯科特，2006）。毕尔巴鄂例子被感知到的成功，已经被强调，基于它的态度和当地的自反性被断言——在那个地点那个时间它是有效的（普拉扎等，2009）。这并没有阻止其他城市对毕尔巴鄂成功的复制尝试。比如在英国，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中，文化园区（CQs）的发展变得流行，一个政策倡议持续到今天。同样，它们是现在北半球（尤其是英国和西欧）增生的横穿城市。但是在很多案例中，他们基于一种单独的“旗舰”发展。例子（从英国）包括谢菲尔德（基于流行音乐的国家中心）和莱斯特（基于一个被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