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由信息通信技术应用引领的城市发展，已成为关乎城市效率与繁荣及未来增长的重要话题。在大众媒体和学术讨论中有无数这样的例子。基于智慧理念的城市，目前在亚洲和阿拉伯国家正在依靠大企业信息技术、工程师和建筑公司建设。而过去十年智慧倡议在美国、欧洲和斯堪的纳维亚已经十分常见。由于人口流动，城市成为经济增长中心以及环境问题的集中地，目前建设的智慧城市是对包括犯罪、交通拥堵、服务效率低下和经济停滞所有城市问题，促进未来繁荣和形成健康生活方式的解决方案。总之，智慧城市代表着一种以新的技术为主导的城市乌托邦（柯比，2013；汤森德，2013）。

反对“智慧城市”的想法是反直觉的（尽管最近评论见于德兰格和德瓦尔，2013；格林菲尔德，2012；赫蒙特和汤森德，2013；汤森德，2013；维诺洛，2013；以及早期批判见于荷伦斯，2008）。毫无疑问，信息通信技术正在显著改变城市生活（虽然这不是什么新想法，见于格雷厄姆和马尔文，1995；威廉姆斯，1983）。在最近的评论中，尽管其内在是积极的，但著名城市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质疑智慧城市和被广泛接受的我们应该日益依赖数字技术来规划城市环境观念的逻辑。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马斯达尔和韩国松岛为例，森尼特认为现在的危险是，这对人们为自己考虑或者与他人进行良好沟通没有任何帮助。同样，智慧城市总体上反映了一些新技术发展和城市网络基础设施的负面影响（格雷厄姆和马尔文，2001），以及仅仅以有限方式体现政治包容性和文化创造（荷伦斯，2008，304）。

这些批评言论提升了一系列关于智慧城市独特性质的重要的和根本的问题以及正在实施这个新的城市灵丹妙药的想法。例如，智慧这个词究竟指的是什么意思，是什么因素构成了一个智慧城市？通过引用概念提出的基本思想假设是什么，它的中心社会矛盾和问题是什么？是谁以及什么正在引导智慧城市的前期工作，在这样一个城市，未来竞争中谁将获益谁将失败？是否有不同的和更重要的方式了解目前的趋势和智慧城市的理念？最后，还有其他更多的可以合作和分享的能够对当前理念提供另一种智慧的新技术应用吗？

本文的主要论点是双重的。首先，正如前面所指出的（荷伦斯，2008），智慧城市的理念仍然是一个高度掩盖某些问题和对问题看法的概念，同时，假设它可以自然地使城市更加经济繁荣和平等，实现更有效的管理和更少的环境浪费。其次，这个城市灵丹妙药正在越来越多地被包装起来，这种方式只能通过企业智慧愿景，结合城市治理形式（哈维，1989）和具有很大包容性的市民（加布雷希，2014）有效推动。而企业智慧城市调用自我营销和商业开放趋势结合全球资讯、软件、工程、建筑及公用事业公司的利润动机参与决策（哈克，2012；希尔，2013），这对普通民众来说已经没有多少空间，他们在城市中除了以智慧心态适应环境之外什么都做不了（维诺洛，2013）。

这个论点需要双重介入围绕面向企业智慧城市兴起的辩论。首先，我们如何理解智慧城市看起来非常关键。虽然对智慧城市规模和变化形式及举措有明显不同的定义，但本文聚焦企业管理的上升趋势。其次，从参与的小规模新兴例子和人民权力类型的智慧举措视角考虑智慧（Brickstarter，北达科他州；查特顿，2013；德兰格和德瓦尔，2012；Radywyla和比格斯，2013）。这些典型例子来自Urbanscale创始人兼董事、总经理格林菲尔德（2012），在他的著作中称“从下面的自发秩序”为信息化城市，而德兰格和德瓦尔（2013）使用“社会城市”术语解释利用城市技术解决共同问题的实例。

讨论这几个例子的目的不是表明它们构成了现成可替代的企业愿景。一般城市社会学的问题似乎是明显缺乏可替代新自由主义的城市（哈维，1989、2012；哈德森2010年的弹性区域的概念）。相反，他们的目的是提供一个了解不同的和更多形式的智慧，使用技术实现进步的思想，而不是视技术为进步及其本身（德兰格和德瓦尔，2013）。真正的智慧城市需求来自城市本身和随之而来的社会的问题，而不是马上寻找智慧技术进行解答（胡恩威，2011）。这将需要新的参与式城市技术、更大的社会和经济包容性以及实现由企业经营和城市领导者向组成城市的普通人和社区的重大权利转变（哈维，2012）。

二 理解智慧城市理念：愿景、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