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高等教育的未来委员会（2013）和高等教育委员会（英国，2013），两家峰会根据智库报告和对高校领导观点的调查，认为“英国高等教育的未来”是媒体和政策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这一系列的分析和辩论可能是对管理顾问关于“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的高等教育面临完美风暴（德勤，2011）、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安永，2012）或悬而未决的雪崩（Barber，Donnelly，Rizvi，2013）”的回应。另外，这一对未来的凝视可能是对学科发展动态、学科交叉发展与创新、全球经济、地缘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外部力量的一种战略应对。有用的是，本文讨论的两个主题，其各种分析可以为高等教育研究者提供策划未来政策研究主题、思考政策研究环境的变迁等机会。

一 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的背景及连续性

（一）健全的制度

虽然，英国高等教育体系有适用于全英的重要方面（例如国家或欧盟成员国研究评估），但也存在权力下放和四个组成国家的分歧日益增长等政策因素。英格兰现在以市场原理调节供需为导向收取大量的学费，苏格兰则认为高等教育是市民的公共产品和应享权利，已经废除了全日制本科生的所有费用。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介于两者之间，虽然抵制在英国市场规则中的主导地位，但是要收取一些学费（Raffe，2012）。英国各地对（与高等教育相关的）国家重点政策的兴趣也不同，例如移民、国防、能源和医疗保健。由于苏格兰进行独立公投，政治权力下放在2014年开始升温，并且强化了英国对2015年大选后重新协商英国与欧盟的关系的承诺。今后的政策研究中，应当对权力下放新形式的本质、意义和影响等问题加以解决。目前，高等教育研究者们对此已经有所讨论。

（二）庞大的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大学体系经历了连续的扩张。1963年，《罗宾斯报告》发布后，紧跟着创建了新的大学；1992年，《继续和高等教育法案》将英格兰和威尔士（苏格兰中央机构随后）30所理工学院变为大学；2004年，新立法允许没有学位授予权力的特定学院获得大学称号。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生规模的持续增长，促使英国与其大陆邻国和美国一致，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Scott，1995），尽管还没有形成一个万能（Trow，2000）或开放的体系。在原有的二元系统结束以后，英国的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仍然保持了较大程度的区别，这在苏格兰表现得比较明显，英格兰则不是非常清晰。最近，学者们对过去和现在几十年里记录的政策变迁进行了评价，并与部长们一起建立一个有价值的政策对话论坛。未来十年，高等教育的规模和形式、私人和公共机构的资金平衡、“市场失灵”的成因评估仍是政策研究的关键问题。

（三）多样化的自治体系

随着私人供应商在英国能够获得土地（Fielden et al.，2010；Hughes et al.，2013），英国高等教育系统越来越多样化。正如Altbach所观察，大规模扩招创造了学术体系的多样化需求，以服务不同层次的选区和需要。一般来说，政府利用指导机制来管理这种多样性，控制学术体系的范围和性质。多样性与机构的自主性相关，根据欧洲大学协会的标准，英国公共资助机构在组织、财务、人员配备和学术自治等方面一直享有很高的评价（Estermann，Nokkala & Steinel，2011）。

政府的有关政策促进了获取研究和教学资源方面的竞争，加上国家资源分配给高等教育带来的整体压力，促使机构通过自己、联盟、合资公司、联营企业和网络等，利用它们的自主性在不同的高等教育产品及服务市场里，实现收入、地位和品牌的多样化。过去十年里，传统高校的核心公共资金的多样化程度有所增加：英国相关机构40%的收入来自2000～2001年的核心资助，但在2011～2012年下降到30%（UUK，2012）。国家关于获取研究经费的选择性政策促进了机构之间的分化。同时，无处不在的排行榜和排名促使学术本能地去追求声誉和威望。未来十年，机构自主权与更严格的监管之间，市场主导的多样化与政府指导政策的差异性之间的关系将更加紧张。在给定的系统水平和机构发展条件下，在日益“无国界”（Bjarnason et al.，2000；Cunningham et al.，2000）和“网络化”（Castells，2010）、认为“未来是融合与细分”（OBHE，2013）的世界里，当前“英国体系”的概念需要重新解读。

（四）高质量和高效率的体系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背景下，英国政府与国家学术机构一致认为值得骄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