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印尼民主转型的基本完成，当代印尼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处于相对稳定时期。特别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印尼经济不但未受欧美市场疲弱影响，反而呈现‘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的良性态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连续8年保持在5%～6%的水平，2011年的通胀率和失业率均逐步走低，分别出现2.85%和6.6%的历史低值”^[1]。但伴随涌入印尼的外国投资的不断增加和印尼对外贸易的不断上升，当代印尼的经济民族主义呈现出上升的势头。2012年6月8日，《亚洲前哨报》的编辑约翰·波塞沃森在《环球耶鲁》发文表示，“印尼凭借稳定的增长及其庞大的经济来排斥外国投资者，经济民族主义在印尼抬头”^[2]。国际评级机构标普公司在2012年4月拒绝将印尼主权债务BB+升级为投资级别。

那么当代印尼经济民族主义如何产生？它有哪些表现形式？它又对中国产生什么影响？中国将采取何种对策？本书将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通过比较分析，试图剖析当代印尼经济民族主义发展路径及其内在特点，供相关部门或研究者参考。

第一节/经济民族主义的定义

“经济民族主义”一词的产生和演进与世界工业化浪潮密切相关。

第一次工业化浪潮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叶（约1780～1860年），这是由英国开端然后向西欧扩散的工业化进程。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历史上最大的经济革命与最大的政治革命相结合，也就是现代工业主义与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相结合，形成了推动社会巨变的最大冲力”^[3]。

第二次工业化浪潮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由欧洲核心地区向周围地区扩散，并向异质文化地区传播。19世纪后期，世界经济出现了飞速发展。西欧北美作为西方工业化的核心地区初步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到20世纪初，美国在经济实力上一举超越了世界霸主英国，从此世界进入了多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

在此背景下，欧美的学术界和政界就出现了“经济民族主义”概念。早期的“经济民族主义”更多的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沿袭了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和20世纪美国制度学派的观点。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他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或如最初所称的重商主义）是由近代政治家的社会实践发展而来，主张政治是重于经济的第一位因素，经济民族主义是国家建设的最基本信条，它主张市场要服从国家利益，政治因素确定（或至少应该）决定经济因素”^[4]。

第三次工业化浪潮是20世纪下半叶至今，这是一次全球性变革的浪潮。这次工业化浪潮从欧美发达工业地区向拉美和亚洲等非工业化地区扩散，同时也带动了发达工业地区的工业升级。在这一过程中，拉美地区出现了畸形的“依附型发展”，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中，而亚洲以日本、“四小龙”和中国为首，则走出了一条新型工业化的道路。

在这些拉美和亚洲国家中，工业化往往与民族振兴联系在一起，经济的发展更多地被赋予了政治的内涵。有时经济发展与经济主权联系在一起。日本前首相吉田茂提出并倡导“经济民族主义”，韩国前总统朴正熙把“经济民族主义”称之为“经济爱国主义”。北大的陈峰君教授把日、韩这种“经济民族主义”称之为“东亚经济民族主义”，即“把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并赶超先进发达国家作为全国全民的核心任务；充分发挥国家和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的杠杆作用，力图使之与市场经济有机融合为一体；在思想领域中利用东方儒家文化中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简言之，倡导‘经济兴国’”^[5]。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各国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经济因素越来越在国际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而经济民族主义开始在各国蔓延。发达工业化国家试图通过固守现有的国际经济规则，获得既得利益，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尝试改变现有不合理的国际经济规则，实现工业化目标。本书所用的“经济民族主义”是指包括印尼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在现有不合理的国际经济规则尚不能彻底改变的前提下，基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在面临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中，设定各种贸易和投资门槛，对本国的特定产业或产品采取保护的一种行为。

2012年11月24日，印尼经济统筹部部长哈达在万隆出席“印尼迈向经济民族主义新时代”研讨会时公开指出，“全球化时代仍然需要